青年文评

“他被淹没在一片白色之中。这白色如此明亮，如此浓密，不仅吸收了一切，还吞没了一切，不仅吞没了颜色，还把一切人和物本身都完全吞没了，这样它们就变得双倍无形。”在若泽·萨拉马戈的笔下，会传染的“白色眼疾”席卷了整座城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与灾难。食物短缺、制度崩溃、道德沦丧，在大家都看不见的世界里，展开的是一幅写满不堪、痛苦和绝望的画卷。

作者在将“看不见”设置为一种奇怪的失明症，不同于传统盲人眼前的一片黑暗，失明症患者的视野里则是一片雪白，“好像掉进了牛奶海里”，而他们也没有像普通失明那样有着角膜、视网膜、视神经等部位的损伤，眼部器官完好。一片白，意味着他们看不见黑色，这其实是对于人们看不见黑暗、苦难、深渊的一种隐喻；而眼部器官完好，暗示人们“视而不见”，问题在于大脑缺乏理性的思考。正如作者所说：“一旦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苦难就会在我们中间蔓延”，在这部小说中，失明群体表现出的视而不见、冷漠麻木、甚至自私歹毒，就源于他们自己看不见的奴性思维。

一伙有组织的盲人歹徒进入隔离区，凭借手枪打破规则，夺取了当局派送过来的所有食物，并要求每个宿舍交出所有财物来换取相应数量的食物。人们很快就接受了这项不平等的协约，甚至对于自己的行为作出一些“逆向合理化”的解释：“假如我们真把他的手枪夺过来，我也不相信我们能用上它。”“那么，武器还是留在他们那边好，至少他们还不会用武器进攻我们。”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小说中的医生等人在此阶段表现出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其他人在这种浪潮的推动下，也表示妥协和服从：“先生，把维护本宿舍利益的任务交给你们，完全正确”。他们不肯用理性的思维去辨别和分析，而是选择放弃抵抗，这是被奴役的开端，也是被奴役的根源。

持续几天的食不果腹后，八位示威者决定前往歹徒们的宿舍表示抗议，受到了手枪的威胁和其宿舍三天没有饭吃的惩罚。在三天时间里，他们只能沿着其他宿舍的门口乞讨一些食物，而他们的英勇行为并没有受到其他失明者的崇拜和赞扬，甚至连同情也没有，留给勇士们的，只有无穷的挖苦和咒骂。“你们既然出了这种主意，就只能靠西北风活着；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你们的鬼话，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你们忍着吧，忍着吧”，群众们放弃自身的责任，成为了反抗行动的看客，将自己置身事外，甚至觉得那些为大众冲锋的人罪有应得。这让我想起《药》中的革命烈士夏瑜，为人民百姓的解放而斗争牺牲，最后却还要被愚昧落后的民众榨干最后一滴血。而失明者们不知道，那本是属于他们的食物，本是为他们而遭受苦难的英雄。他们的立场逐渐模糊，“奴性思维”在实践中得到了“进化”，他们对于自己被压迫者身份的认同更深一步，作者在此站在奴性群众的角度上，作出了尤为讽刺的评述：“他们运气不错，不是永远断绝供应，毕竟，谁敢咬给他东西吃的人的手，永远得不到食物也是天经地义”。人们不参与反抗也不保护反抗者，并不是单纯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嘲弄和排挤抗争者，甚至为压迫者发声，是其奴性思维生根发芽的后果。

奴性思维的巅峰出现在第二次反抗中，人们成为压迫者的帮凶，争着抢着想要跪在地上，做一个老实的奴隶以表忠心。这一次反抗是医生妻子一人参与的，在遭受服淫役的屈辱和其中一个女伴被歹徒们奸淫致死后, 怀着被歹徒们羞辱的痛苦和仇恨，她和与第二个宿舍服淫役的女盲人一起, 混进歹徒宿舍, 用剪刀刺死了盲人歹徒的头目, 并趁着混乱逃出来。 继任的歹徒首领宣布从此不再分发食物给其他盲人吃。接下来的几天里，失明者们在饿死的边缘苦苦挣扎，而奴性思维的恶在这时暴露无遗，人们丝毫没有考虑去抢夺食物，去反抗来改变现状，而是“反省”自己作为奴隶所犯的错误：一个男人说：“我觉得，要是不杀死他们的头目，我们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如果像过去一样，女人们每月到那里去两次，满足一下他们本能的要求，我倒要问一声，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想知道那个英雄业绩是谁干的；我们应该自己动手，把她送去接受惩罚，先要知道是谁才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找到是这个家伙，我们送来了，现在给我们食物吧。”此时他们仅仅是因为想要食物而计划出卖女人吗？不是，他们对于被蹂躏的女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援助，甚至觉得服务好歹徒们是本职工作，将歹徒头目被刺杀归结为医生妻子的罪孽，甚至自己为此深感愧疚，还要“主动请罪”。当作为看客去排挤和挖苦冲锋者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奴性，人们争相要在压迫者前“大显身手”立一番功绩来凸显自己的忠诚，这种思维的失明比被迫奴役更可怕，人们主动去帮助压迫者巩固权威，成为迫害的帮凶。

他们奴性思维的罪恶并不是特定情景下的反应，这并不只是失明者在混乱和饥饿状态下的应激反应，也是全人类人性的丑恶。小说中发生的情节没有背景、角色没有名字，它可以发生在曾经、现在、未来，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类失去理性思考的时候。

奴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长期的不平等、受压迫是滋生奴性思维的温床。以女性受害者有罪论为例，正是在男权社会的长期影响下，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双“男权的眼睛”。许多女性被殴打、侵犯的新闻一旦进入公众视野，总会有网友质疑：“一定是衣着太暴露了吧”“这么晚还出门，这女的自己就不检点”，其中甚至不乏来自同为女性的发言，如此为加害者开脱，为受害者加罪，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奴性思维呢？以看不见的奴性思维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只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被奴役”的处境。

萨拉马戈在结尾处写到：“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本来就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当我们对于现象失去理性的思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存在被失明症侵袭的城市里，内心失明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警钟长鸣的寓言。面对黑暗和灾难，我们不应怀着宿命论的心理从而冷淡、消极、妥协地对待。爱、理性、共情、互助，也许才是人们走出深渊唯一的方式，如小说中的老人所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这最后一点当之有愧的尊严，至少我们还能为享有本属于我们的权利而斗争。”

一审：杨宇涵

二审：陈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