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评

互联网上曾有人调侃：“在互联网上没发过疯，就好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没得过癫痫。固然幸福，但也离幸福的真谛很远。”

“疯”这个字，大概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词典里都不具有正向含义，且常常是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但在当今的互联网世界，“疯”俨然成为了一种时尚，而“发疯文学”，也以其颠倒的语序、夸张的描述、混乱的表达方式、不断重复的句式，很好地描摹出“疯”的种种情状，一经亮相，便广受追捧，成为了互联网出行必备的“时尚单品”。

由贬转“褒”，由回避转为自嘲，我们对“疯”的态度似乎产生了巨大的变迁。而在这样的变迁之后，今日我们谈及“发疯”时，究竟在谈论什么？

在新华词典给出的释义中，“发疯”指的一是精神受到严重刺激而发生精神病的症状；二是比喻言行失去常态。互联网所谓的“发疯”介于两者之间，以“非常态言行”为外在形式，以“精神病”为内在指涉，人们常常将平常生活中不会出现的语言和行动展示在互联网上，使观者产生此人精神状态不佳的联想。

既然“发疯”指涉的是“言行失去常态”，那么，到底什么是言行的“常态”？

从言语的常态来说，《中庸章句》曾提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论语》也极力推崇《诗经》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表达。而这两者作为儒家认可和推广的标准，对中国千百年来的情感表达形成了深刻影响。由此，克制情感，使其不泛滥、不过分，就成了具有悠久传统、被国人认同和内化的表达方式。

然而，“发疯文学”的存在，简直是以决堤之势冲破了这样的禁忌。如果用六个字概括“发疯文学”，我们可以表述为“乐必淫，哀必伤”。“发疯文学”表达情绪的方式是洋洋洒洒、重章复沓的，这种文体惯于先点出一个情绪，再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用不同的角度反复烘托和刻画同一个意思。且看这一例：“不理我，你以为我还会在乎吗？我在昆仑山练了六年的剑，我的心早就和昆仑山的雪一样冷了。我在大润发杀了十年的鱼，我以为我的心早已跟我的刀一样冷了，可是当我点开你的对话框，眼泪瞬间如黄果树瀑布般飞流直下，划过我的脸庞……”这段文字，既不中正，也不平和，不难看出其表达上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偏离。

从行为的常态来说，所谓“常态”就是要“得体”。而发疯语录中体现的荒诞与异常，恰恰是对这种得体的背叛。但是，从这一点来说，互联网的“发疯”与词典上的定义又有所区别。无论是发疯文学的使用者，还是接受者，都对这样一个事实心照不宣：互联网上“发疯”的人，几乎不可能将发疯文学中的内容真实践行到日常生活中去，也就是说，虚拟世界实际上比现实世界的“发疯”门槛更低。从输出者来说，一个虚拟账号仅凭文字上的夸张描述就很容易建构起自己“发疯”的形象；从观者来说，除却账号使用者提供的信息之外，观者并无其它途径了解账号使用者的立体形象，而只能提取到片面的“发疯”形象——互联网既为“发疯”提供了绝佳的舞台，又为它披上了一层不可被揭穿的牢靠外衣。

现代语境下的“发疯”，实际上是特殊媒介下的某种特异化表达，而其最主要的载体和最显著的特征，正是“发疯文学”。

“发疯文学”的诞生，往往是网民自发地基于某个具体的语境、对某个语段进行改编加工，如名著选段、明星言论、游戏文案等。为了吸引人眼球的需要，这些被选中的语段通常风格鲜明统一，气势磅礴。“发疯文学”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可以将这些语段的主语进行随意替换，而不用顾及主谓宾的不匹配或逻辑的不通畅。这些特点正是“发疯”的标志。

观察“发疯文学”生成的过程，不难发现，这种文体的原创性非常之低，甚至近于无。在每一次流通中，传播者所做的改变，只不过是把主语稍作变化——也正因如此，一部分发疯文学也被戏称为“换头文学”。这种表达的高度模式化，不仅稀释了语段本身的信息密度、降低了理解难度，更让长期上网冲浪的网友们一望即知、会心一笑。

同时，“发疯文学”的显著特征就是将原本含义弃之不顾。当一个语段进入上述的传播链路的那一瞬间，其形式就盖过了内容。很少人会关心“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后面隐藏着怎么样深刻的寓意，而是更关注“一个是……另一个还是……”这样近似废话文学的表述带来的滑稽感。同理，使用“林黛玉”发疯文学语录，也只取其迥异于他人、风格鲜明的口吻，根本不需要弄清《红楼梦》中这些话的来龙去脉。

语境的彻底取消，使得“发疯文学”的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某个语段的传播范围也因此能够“破圈”“跨界”，突破原本的名著、明星或游戏的受众圈层，成为火爆互联网的“热梗”。而任何一种注重原本含义的文本传播，都难以做到这一点。举例来说，《红楼梦》，当其作为“四大名著之首”时，其讨论群体事实上仅限于阅读者和相关影视作品的受众；但当“黛玉语录”在互联网上闪亮登场，《红楼梦》的严肃性就大大减弱，其意义也被部分地消解了：这大概是许多读者和学者都始料未及的场景。不难设想，若是曹公再世，看到互联网上涌现的“林妹妹”们，恐怕也会瞠目结舌。

谈到“发疯”，我们不难捕捉到这样一个事实：“疯”在习惯表述中，与“正常”“稳定”是相互对立的。应该说，“疯”是一种标新立异的行为。当一个人承认或标榜自己在“发疯”，他或她实际上寻求的是一种与群体的背离，确立的是自我与群体的相异性。但“发疯文学”的风靡似乎打破了这个常规——这是一场群体性的疯狂，众人遵循着无言的默契，使用着同源的语言。

当人们想要表达“我们精神状态不好”时会怎么做？一个不太寻常的做法：花费几十分钟，写一篇哀伤的随笔，发布到社交网络平台上。一个很寻常的做法：发布一则刚刚复制的发疯文案，把主语换成自己；或使用一个抖动、扭曲的发疯表情包。

但是，这样表达出来的情绪，面临着严重的同质化危机。观者无从区分，在遍地的悲伤与愤怒中，你的伤春悲秋与我的疲惫虚脱有什么区别——尽管这两种情绪天差地别。我们用最夸张的语言，在赛博世界里声嘶力竭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却轻易地被淹没在“群体”的洪流中。我们想要变得“疯狂”，但当一群人都同样的“疯狂”时，我们的语言变得大众化，我们的精神状态变得与众人接轨，我们退缩回“群体”之中，享受着情绪表达的“安全感”。我们的身上似乎出现了这样吊诡的现象：我们正在日益“正常”地表达“我们精神状态不正常”。

对“发疯文学”持贬斥态度的人，面对此种现象，自然可以说“发疯文学”只是套用模板的产物，借而痛斥青年人创造力的流失、文字生产力的下降，等等。但是谁又能否认，“发疯文学”的意义正在于这个“模板”。相比于每一句都有意义有逻辑的原创文本，发疯文学实际上可以视作对文本的一种注水：只不过注入的是沸水，个人的情绪被尖叫着沸腾着飞溅着的“发疯”沸水包裹着，个人的、琐碎的情感体验以涌动的形态，奔溢出了个体情绪的容器，与群体的不安相汇合，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抒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属于时代的宏观不确定性与个人往往难以逃脱的学业与工作的巨大压力面前，“发疯文学”实际上书写了一代人的焦虑和不安，成为最简单易行的情感宣泄的出口。与此同时，群体和异者之间的裂隙逐渐模糊，整个庞大的“群体”都变成了相对传统表达、传统行为来说的“异者”，简单来说，不是人们不“疯”了，而是“疯”的人多了。

“发疯文学”，正如其名，是一种随着精神状态的变化而急速更新换代的文体形式。每一阶段流行的“发疯文学”，其“花期”往往只有短短十数天，最长也不过几个月，但一茬过去，又会接上新的一茬。它们宛如春天遍地生长的野花，将生命力量夸张地散播在无限的空间之中。我们心知肚明，“发疯文学”与我们通常意义上认可的“文学”不一样。然而，我们戏谑地将其冠以“文学”之名，把它架上“文学”的圣殿，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再定义呢？“发疯文学”作为我们精神状态的外化被赋予了独立的称谓，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长期以来被忽视甚至压抑的负面情绪表达有了合法的安放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发疯文学”真正打破了囚锁我们的表达负向情绪的羞耻的牢笼。

当然，互联网上的“发疯”不能真正治愈我们的心疾，在轰轰烈烈、肆意狂想的“发疯文学”之后，留给我们的，往往还是文字的空虚与灵魂的饥饿。也许，寻找灵魂的食粮，填补这种空虚，才是我们接下来更重大的命题。

一审：龙琳梅

二审：陈   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