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评

“西方国家的数据显示，自杀的男人比女人要多出2到3倍；而在中国的自杀数据中，则是女性比男性高出25%，且大多数为年轻女性。”“在与精神疾病的相关性方面，西方的数据显示自杀者中，有90%以上都患有精神疾病；而中国的自杀者中，仅有63%左右的人患有精神疾病，相关性明显比西方国家弱了许多。”“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这一点也与西方数据有明显的差异。”当这三个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三种现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不由得感到了困惑。而在阅读完《浮生取义》和《江村经济》这两本书后，我了解到这或许正是当代中国文化背后一套独特的“家庭政治”的“潜规则”，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和研究。

在真正探讨这三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首先必不可少的需要了解的是一个独特存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家庭之中的概念——“过日子”。简单来说，过日子就是在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一辈中的生活状态，但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这样的自然状态，未免显得有些险隘了。过日子是以家庭为背景而展开的，家庭是过日子这一生命过程发生的场所。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与人格，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从而逐渐适应社会生活，即实现一个人的社会化，在一个人很好地实现社会化时，自然而然他的日子也就过好了。由此可见，家庭政治与过日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家庭生活往往不是机械的、可以受人为控制的，常常会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过日子永远是人们的个体努力与外在命运的博弈过程，且这种博弈的结果又会不断变成新的命运，影响到以后的生活。日本的滋贺秀三教授曾研究过中国古代家族，虽然有些具体结论早已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家庭，但里面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延续的，一个家庭要过日子，仍然离不开人、财产、礼三个基本因素。在了解了这些后，我想我对于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也有了更深刻更透彻的理解。

让我们先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自杀数据中，女性自杀个例会多于男性？”这自然是与中国同西方而言截然不同的家庭政治关系紧密的。首先，我认为要探讨的是夫妻关系。阎云翔先生曾说过，年轻人的独立性和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是当代农村中的重要特征。而这充满浪漫的爱，同样是与权力游戏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甚至有时爱的程度越深，反而会让人更加陷入权力游戏的泥潭中去。

《浮生取义》中的何芳以自己为了爱情付出的牺牲作为最大的道德资本，她的丈夫则把出于爱的容忍与原谅当成了道德资本，谁也不愿意让谁，谁都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最后造成了危险的权力平衡和何芳自杀未遂的结果。还有平时与丈夫十分恩爱，结果因为未发现小偷进入家中被丈夫责备，感到委屈而自杀的琼枝，这种“委屈”其实就来自于情感与家庭政治之间的张力，也在一定程度下体现了两者的冲突。当夫妻情感出现冲突及彼此之间所掌握的道德资本到达一定程度时，往往就会引来最终的爆发，而常处于弱势下风的女性一方在为家庭做出不断的容忍和付出却无法等到相应的权力和尊重后，或许会为了维护自己心中所认为的正义和自身的价值观念，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赢得这场权力游戏的胜利。中国的家庭政治，无疑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男性大多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社会尊重和人格地位，而女性，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家庭之上，因此，中国女性对于权力游戏更为上心，更无法承受在家庭权力中的失败。父权社会中的这种性别差异，也是导致中国妇女容易自杀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夫妻关系或许是最亲密的，但有时却又是最直戳心脏即最致命的。

其次，我认为应探讨婆媳关系。婆媳关系首先同样是一种人际关系，但又是一种比较特殊、难以处理的人际关系。一方面来说，双方同在一个家庭生活，有着共同的归属也就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双方也都希望这个家庭可以越来越好；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双方常常会在家庭事务管理权、支配权等方面产生纠纷，尤其是当儿子无法正确发挥其中介作用反而成为矛盾的焦点时，双方矛盾会进一步激化乃至于影响家庭政治的平衡和家庭的正常秩序。这个话题好像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人们喜欢在茶余饭后的谈资，好像一提到这个总会引起无数家庭的共鸣，这往往也是引起家庭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浮生取义》中也有许多与此相关的自杀案例：木兰嫁给她的丈夫“大个子”后因为婆家人态度恶劣，婆婆说她的坏话以及丈夫对母亲言听计从的不作为而选择喝农药自杀；二姚因为儿媳妇没给自己留饭而自杀；云容因为与婆婆争执、被丈夫责备而喝农药自杀；甚至有因为妻子与母亲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自己夹在中间太过为难而自杀的陈竽瑟。很多导致自杀的直接原因在我们看来或许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件小事，没必要、更不值得因为这样一件事就放弃自身的生命，但隐藏在背后的根源是日积月累的冲突矛盾和越来越深的间隙隔阂，一件看似微小的事情或许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的一根稻草，让长期处于高度精神压力下的女性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表明自身的不愿屈服。

最后是亲子关系。在书中有提到过一个例子，兰枝因为儿子打游戏机而在一气之下喝下了农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我阅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十分错愕震惊而又不敢相信的，怎么会因为这样一件事就选择了自杀，在作者的解释和说明下我想我明白了许多。在中国的大部分家庭中，女性更多的还是以照顾家庭为主，孩子正是她们心中最大的希望与寄托。就像兰枝一样，从她的同学口中我们可以知道她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上学了，她殷切地希望着自己的儿子可以好好学习，替自己争这一口气，从而弥补自己的遗憾，所以当她看到自己的儿子出现在游戏厅时，才会感到如此气愤和做出反应过激的行为。亲密关系是家庭政治的起点和终点，而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正是所有亲密关系中最无保留、最没有私心的，这也正是亲子关系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自杀的原因。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三种人际关系的原因外，其实还有着许许多多的因素在影响着女性自杀心理，例如农村妇女无独立的财产权，依附于农村男性等。我想还有许多社会现实在等待着我们去了解与研究。

下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自杀者不都有精神疾病？对于有精神疾病的中国自杀者而言，这些疾病意味着什么？”首先就前者而言，或许根本的原因在于背后的文化观念，即在许多人看来精神病人的自杀往往不被当成自杀来看待。如《浮生取义》这本书的书名一般，与西方文化的否定批判对比来说，在中国文化中自杀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舍生追求心中的正义，可这种也只是相对于一个正常人的定义，精神病人和边缘人却往往得到忽视。“可他是个傻子，不算。”“那不算自杀，他疯。”这些我在文中所看到的语句或许就像大家平时所接触到的那样，大部分人都把精神病人或者一些“边缘人”的自杀看作非典型性自杀，原因在于他们不被当成正常的人，他们无法按照一个人应有的方式过日子，无法实现自身的人格价值，无法好好地完成过日子这个过程中需要经历的事情。与精神病人相关的还有边缘人的概念，同样是社会中那些不被重视的存在。书中葛曼所遭遇的悲剧都来自于她作为“小姐”低下的社会地位，她的身份让她在生活中受尽了身边人的歧视，在她自杀后甚至于让人怀疑是否真的有必要研究她自杀背后的隐情；她的身份让她无法在与石磊之间的这段感情关系中没有任何道德资本可以利用，对于这场权力游戏没有任何的胜算可言。只有双方都得到一定的道德资本，才有可能有彼此的顾忌和尊重，维持家庭政治中的权力平衡，或许葛曼的问题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家庭政治，但她的例子在我看来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边缘人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对于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这些疾病或许更应该关注背后的正义问题，虽然他们地位低下，但也有着常人的情感；虽然他们存在着不同之处，但他们也应受到相同的尊重，或许对他们来说，自杀有时反而是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回到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农村的自杀率会显著高于城市地区。首先不可避免的自然是最根本的经济原因，这里主要涉及到《江村经济》这本书相关的内容。就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城乡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且人均收入水平低，当长期处于经济的困境之中，人很难不被磨灭掉生活的意志，从而选择极端的方式一了百了。在《江村经济》中，曾有提到家庭的经济概念，强调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这种财产依附关系和集体发展经济的方式在农村中占据着主要位置，所以个体的经济能力显得更为脆弱，在失去经济支撑后更为痛苦绝望，更容易选择结束生命。同时伴随着经济困难而来的是外出打工潮和留守儿童、老人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为了谋求更好的物质条件和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农村青壮年常常会选择外出拼搏闯荡，可我不经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真的是一个好的选择吗？常有老人因为心理情感缺失、无人可诉说无人关心的孤独寂寞以及生病无法医治却又不想给儿女增添负担的无奈而选择自杀，常有小孩因为缺少正确的引导教育、缺少父母的陪伴与关心而误入歧途，最终被社会淘汰，或许近几年未成年人的犯罪率不断上升也与这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说完了社会问题，我认为还应考虑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原因。农村人群因为教育基础设施相对缺乏、教育水平落后等原因自身文化程度相对不高，加上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交通欠发达，思想观念往往相对传统落后，与时代发展存在着一定差距。缺少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容易在权力游戏中处于劣势地位，也相对来说处理问题的手段更“简单粗暴”，不仅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反而有时会更容易走极端、放弃自己的生命。性格固执、爱钻“牛角尖”、脾气暴躁等性格问题不仅受地域等社会环境影响，教育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其次在农村还有着人际交往的复杂性、家庭代际关系的不和谐、新体制改革与固有旧体制的冲突等多方面问题，一件事情的发生往往不是单一原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集合体，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也应学会多角度入手。

在大概了解完关于这三个问题的情况后，我想我们研究这些社会现象的主要目的仍是更好地去了解它们并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认为我们应好好思考在女性地位有所提升的今天如何准确把握时机进一步提高女性独立性，并且试图在思想更为自由、人格价值更为凸显、个人发展更被看重的今天建立好一个让人人使得其所的合理家庭秩序，协调好家庭政治中家庭各成员权力地位的平衡，让更多的人明白权力游戏的最终目标仍是为了促进亲密关系从而不必为了争取道德资本弄得你死我活，借用书中的一段话正是：“只有通过尊重与自己朝夕相处、命运相连的家人，才能做到尊重自己，也使自己受到别人尊重，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独立。”毕竟家庭对人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存在论意义，学会与家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对过日子来收是必不可缺的。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应学会的是给予更大的情感支持，尤其是对于那些真正有心理障碍或者精神疾病的人，不应该用异样的目光或对待病人的态度去和他们相处，而是以平等交流的心态去试着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以朋友的身份去帮助他们，通过心理治疗的手段让他们学会自我成长、完善人格。第三个问题就更多的需要从多个方面共同下手，自身应有经济发展意识，努力去改变消极的精神状态和提高自身认识水平，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学会过日子，领悟生活的真谛，自身调整好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杀问题。

上文中我所提到的种种措施，均是从个人角度所出发的，而要想更好更快地解决自杀问题，当然也少不了国家层面的助推。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固然有着区别，但它们都以过日子和做人为目标，家庭政治中的礼义与公共政治中的法义是不可相互替代且相辅相成的，法义奠基于礼义的实现，礼义要靠法义来维护和宣扬，两者缺一不可。国家首先应大力发展经济，带着人民致富，促进区域间平衡，同时发展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让人民感受到过日子的美好；同时应更好地发挥法律的力量，必要性地通过一些措施去努力满足人民的愿望和需求，更好地解决自杀背后的社会环境问题。改造社会环境，完善社会制度，或许这样才能更好满足人们生理和心理需求以及幸福地过日子的社会理想吧。

阅读之后总是会带给自己许多感悟，这次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自杀无论是被看作轻易放弃生命的不理性行为也好，还是被看作为了维护自身尊严的正义举措也罢，当我们真正去面对这一个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生命时，我们都应学会反思，反思自身、反思社会、反思这个当代中国下的家庭命运，更应学会从中领悟，在人生的道路上为实现人格价值不停思考而又不停努力着。

一审 曾亚妮

二审 汪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