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评

公元1100年，北宋已进入徽宗时代。当时的皇太后向氏临朝听政，她反对革新变法，支持保守派。于是同年四月，元佑老臣在被一律赦罪后获准行动自由与提拔升迁。而远在海南儋州的苏东坡也收到喜讯：他因大赦而获准北还。那时他还不知自己的生命已是油尽灯枯，即将走到尽头。北归路过金山寺时，他看见了好友李公麟曾经在此留下的东坡画像。他看着画像中的自己，提笔写下他这一生的注脚：“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说，要论自己这一生的成就，就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曾被贬谪的地方。从世俗定义来讲，那应该是他人生的低谷才对，可他为什么会说这三个地方成就了他呢？

苏东坡的仕途开局较为顺畅，出川赴京后参加制科考试就取得了北宋开国百年来第一的好成绩。当时他的文章全城哄抢，就连皇帝本人亲自看了他和他弟弟苏辙的答卷之后，都十分欣慰地与皇后座谈：“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然而，苏东坡虽因文章闻名天下，但其仕途却是历经艰难坎坷。那个时候的他春风得意，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直亢地表达心之所感，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因言获罪。他被打入天牢关了三个多月，辱诟通宵。好不容易保全了性命，却又被衙役押送，沿着一个破败的驿道走到了当时遥远偏僻的黄州。当时他无事可为，无友可会，回看波光覆来路已是烟云渺渺，他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是大难后的空虚孤独，也是深入骨髓的落寞凄冷。

苏东坡在黄州待了四年多，好不容易重新回朝得到了任用，终于开启了他仕途上的巅峰。他出任了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官职，在当时的地位仅次于宰相。然而命运弄人，在以章惇为首的新党再次把持朝政过后，苏东坡依然坚定旧党立场，日子又变得更加难熬。1094年，已经59岁的苏东坡再次被贬，前往距离更远的、当时正瘴疠横行的惠州。而这次的贬谪也基本宣告了他此生政治生涯的终结。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51岁的苏子当时的心境我们不得而知。为惠州城修建了两桥一堤，甚至还改善了广州城的供水计划。并且还把它的修建方法与预算、经费来源、维修方法等等统筹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可靠的方案并告知了当时的广州太守。他在岭南待了两年半，就像清代诗人江逢辰的那句诗一样，“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未能长作岭南人，苏子便又被贬到了海南儋州，此时他所面临的环境更加恶劣。在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甚至连大米都需要通过船去漂洋过海地运过来。而所谓“元气淋漓又富有生机的人生总是难以被人理解”，苏东坡在此时段不仅仅于诗词领域大放异彩，苦中作乐，还发掘了又一天赋——美食制作。他品尝了由自家儿子用山芋和碎米所制成的玉糁羹，而且还自酿了天门冬酒。同时热心于儋州城的改善革新事宜。他教当地百姓如何挖井、怎么治疗疟疾，怎么种植水稻。他在海南兴办学堂，亲自授学，使原本的蛮荒之地渐渐“书声朗朗，弦声四起”，甚至还带出了海南的第一位进士。据史料记载，儋州人在受苏东坡的影响下，都十分喜欢吟诗作对。也正因如此，儋州才能在千年的文化传承中获取了“中国诗词之乡”与“中国楹联之乡”的美誉。故而常有人说苏东坡被贬儋州是“东坡不幸海南幸”。苏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在离开时依依不舍地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将人们所认为的“死地”活成了一个奇迹。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其本质就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和他的作品一样历久弥新的是他伟岸不屈的人格。任何抽象地概括都无法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他将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融合至自身的心灵识见，他的所言所行所文皆发于内心。既是秉天难改的乐天派，又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既是平民百姓的良官好友，又是匠心独运的建筑家，是虔心钻研的佛教徒，是躬耕田野的蓑笠翁——唯有江中的水月与行舟知他寂寥，想这一宵清歌间能醉卧高山流水才是眷恋。纵使时光流转多年，人们依然记得此间欢颜。

他虽“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却认“浮名浮利”是“虚苦劳神”。我们敬佩、效仿他的荣辱不惊，即使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去对西西弗斯式的生活甘之如饴。苏子歌唱着“桂棹兰桨”与“空明流光”逆流而上。小舟此逝，沧海又何妨?莫道烦忧说短论长，人生逆旅，看取眉鬓上。

一审 曾亚妮

二审 汪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