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评

在北平东行的列车上坐着一位名叫林道静的姑娘，她“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她为了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只身一人到北戴河投奔她的教书的表哥。

《青春之歌》描写了林道静两次出走的场景，即对家庭的逃离和与余永泽的分离，让人联想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娜拉出走，有着同样境遇的林道静在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之后投海自杀，但所幸被余永泽救了回来，渐渐地，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情。但当他们同居之后，很快余永泽的真实面目显现出来，他只是想要一个在家相夫教子的主妇。他反对林道静追求革命，对其参加“三一八”示威游行感到烦恼，对其散发卢嘉川留下的传单，“余永泽看见道静一连几天匆匆忙忙地出来进去——有时半夜不回来，有时天不亮就往外跑，而且打扮得妖妖艳艳，他简直气坏了”……终于，道静无法修补他们之间巨大的思想裂痕，他们分开了，道静再次“出走”。

对于娜拉出走，很多人只称赞娜拉的决绝、感叹于娜拉的勇气，可娜拉走后怎样呢？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伤逝》中给出了一种可能——回去。

春天热恋，夏天求婚，秋天同居，冬日分手，整个过程不过是一年的事。文中的涓生，他的理想与现实，或者也姑且谓之新的生路与现实，是生生割裂的，有着巨大的鸿沟，鸿沟中有着子君操劳的身影、微胖的脸，有阿随，有油鸡，有十枚铜元，有涓生所无法直视的深渊，因而理想越是深山大泽、广厦高楼，现实便越是寂寞与空虚，像是海市蜃楼轰然倒塌而无法承受的落差。于是，当涓生揭破他们之间爱的隔膜，说出“我不已经爱你了”的真实时，这段自由的恋爱也走到了尽头。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是一个典型的娜拉形象，不甘成为官僚附庸的她反叛出走，投身社会，而社会却更加复杂，绝望中她想要跳海了结，余永泽的出现拯救了她，使其有了情感归属，她“决定”选择自己的爱情。但从“家庭压迫我，我逃到社会；可是社会和家庭一样……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可以看出林道静对爱情的选择只不过是她反叛出逃的无奈之举，是依附于生存而来。而当她遇到卢嘉川，才从个体反叛中打开集体解放的视野，选择投身于集体和革命，因而选择再一次从家庭出走；而子君将爱的获得和家庭的建立视为爱的终点，不懂得“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深陷于日常操劳之中，“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她并未能真正懂得现代爱情的生存意义。因此在这个家庭中，男性仍是家庭的主导者，女性依然是男性的附属品，依赖于男性，就如文中所说：“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涓生失业后这场自由恋爱而组成的婚姻落得个不欢而散。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句现代爱情的信典，可是当这句话投入实践中去呢？林道静实践了，当她意识到自己与余永泽的巨大裂痕时，他毅然决然地与他决裂，而投入到革命的实践之中。子君也实践了，她顺从丈夫的做法，在家不辞辛劳，可最终的结果呢？子君用自己的辛劳所编织的“烦”的世界取代了她先前的爱，也裹挟住了欲不断寻求新的出路的涓生，她最终只得回到过去的家，重又领略她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走向死地——“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同样是自由恋爱，为什么林道静和子君最后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呢？原因在于作者杨沫“第三条路”的开辟。

鲁迅先生在《娜拉出走以后》中谈到娜拉的两种现实残酷结局：一为堕落，一为回来，即“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然而在十七年文学中，女性找到了第三条道路：献身于社会革命和解放，成为国家人民的革命者。

《青春之歌》描写了林道静的两次出走，但此时却不是以娜拉的形象离开家庭，而是以一名革命者形象完成她的成长。此时的娜拉出走的结局不再局限于“堕落”或“回来”，而是蕴含在林道静革命之路中。

《伤逝》中的子君只是单纯地沉迷于小家庭的幸福,无法也无力像林道静一样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时代，继而实现个性的真正自由与解放。但是,林道静却在时代的召唤下踏上了子君没有能力走而又应该走的新路。这是由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子君的悲剧具有其必然性，而林道静的革命道路也具有必然性。

两条路截然不同的结局，让我们引发了对于女性反抗之后的出路产生了深思。出走后如何？是回去？是堕落？抑或是踏上革命的道路？杨沫在这条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做了一些特别的处理。

首先，林道静出身的不幸让她养成了反抗的精神。林道静出生在于一个封建大地主的家庭，这与解放之前的女性反抗小说的背景不无相同，但在之前的作品中，女主人公过着千金小姐的舒适生活，在教育中逐渐明白反抗。但她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她的亲生母亲是被她的父亲玩弄侮辱的佃农女儿，而且是被她现在的父母亲间接地逼死的。她饱受继母的虐待，弟弟的欺侮，也得不到父亲的爱。“弟弟仗着母亲的娇惯，常欺侮她、打她，她可从来不哭。有时，她不理他，任他打；有时火气上来了，她就狠狠地揍弟弟几下子。当然这样她会招来更凶的一顿狠打”。教育的机会也是她的继母有了“这丫头长的怪不错呢。叫她念书吧，等她长大了，我们总不至于赔本的”的想法才勉强为她提供：“具有一定的学历……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妇女要嫁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所必备的条件”。虽然这样，但是读书还是给了她一定的知识和谋生的本领，为她以后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经受了非人的折磨之后，道静毅然决定离家出走，“发誓要永远离开这个可恨的家庭，永远不再登这个罪恶的大门”，与这个家庭完全地决裂。林道静的反抗精神第一次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她日后站到这个家庭所属的阶级的对立面的开始。

其次，林道静对于爱情的追求则是她反抗精神的具体表现。这或许与杨沫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但无论如何，林道静和子君对于爱情的追求是有着天差地别的。子君将婚姻的建立视为爱情的终点，一旦家庭建立起来，子君便在家里相夫教子，面对着油鸡、阿随、十枚铜元，子君的爱情终于消失殆尽，最终也只能“回去”。而林道静却不一样，虽然她和余永泽的相遇有着“骑士般”的浪漫情节，但当余永泽一次又一次地束缚、反对她参加革命活动，成天念叨着古文时，林道静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裂痕，并且这种压抑愈演愈烈，尤其是当卢嘉川出现之后，道静对于这个“理想化”的青年学生产生了可以说是“爱慕”之情，“——卢……革命，勇敢……‘他，这才是真正的人。'想到这儿她微笑了。窗外的树影在她跟前轻轻摇摆，‘他，知道我是多么敬佩他么？……'这时她的心里流过了一股又酸又甜的浆液，她贪婪地吸吮着，觉得又痛苦又快乐。”，而对于余永泽，两人则渐行渐远：“永泽，你应当了解：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使你痛苦，也使我痛苦。我们都还年轻，你看，咱们离开了不是更好一点吗？”最终两人分开。失去了爱情的道静并没有像子君一样回去，而是选择跟随卢嘉川的脚步，一步一步成长，一步一步向她所向往都党靠近，最终成为一名革命战士，青春在革命的烈火中燃烧。这也与她反抗的精神不无关系。

女性, 在革命中谱写了一曲青春之歌。杨沫在小说中给女性解放找寻到的第三条路是:女性要获得个人解放, 必须和民族, 社会的解放紧密相连。这也许是正确的, 只有民族独立, 社会解放, 才能改变黑暗的旧制度, 最终才能取得人的解放、女性的解放。

实习编辑 汪甜甜 刘佳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