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评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对楚王问》中的这段话，大概是最早的艺术鉴赏。或许在文章中，《阳春》与《下里》只不过是歌曲名，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在后人们大多认为曲高和寡才是文艺创作的“正统”。

据说在中文系，老师会对学生们说“这里不培养作家，这里培养文学研究者。”这话究竟带着几分自豪几分无奈只有老师们才能知道了。文学的赏析也似乎走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越是晦涩的文字，往往能得到更高的评价，而一旦作者的文字被大众喜爱，“媚俗”的标签总是免不掉的。

我曾去艺术馆。大概是艺术细胞过少，对一张上下五五分，上方为白色的天空，下方为铁灰色的海水的照片看不出什么好来。包括一些拍卖价很高的抽象派绘画，一张画纸，涂满蓝色，总是不得欣赏的点在何处。反而格外欢喜一旁的印象派油画，其各个角度都有拍照，走远了还想着那副画。要说有什么好的，我也说不上来，只是几团颜色，离远了看像一个学生在伏案休息，窗外带有几点星光罢了。

同行的几位好友也大抵如此，见到那副抽象派的惊叹于它的价格，接下来便东飞伯劳西飞燕，并不在前反复赞叹。

想起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从一开始的祭祀礼乐到宫廷乐府，再到文人之间的唱和，再到生活之语、戏台之语，最后落到说书人那一拍案上。在“鉴赏家们”看来也许是格调越来越低了吧，但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能够理解创作者们的作品，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文艺批评的领域，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艺术的意义，并不是由创作者赋予的，而是由欣赏者赋予的。”换而言之，只有能被人欣赏的艺术，才会在欣赏者的精神世界中留下痕迹，才能产生价值。想来白居易应该是明白个中道理的，他的诗词被后人评价为如山东父老话农桑，句句实在，自然有白居易的道理，那便是做人人能懂的诗。

我想这个道理不会因为现与白居易隔了一千三百多年而改变，创作者只有贴近劳动人民，才能够创造出飞扬的作品，也才能够达到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到这，《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高低也不必在争议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诗经》中窥见三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活，却难以知晓数百年前那份格调高雅的作品。

又或者，我们可以参考周恩来总理在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

一审 隋佳

二审 汪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