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评

中华民族的历史绵延上下五千余年。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高尚品德，包括矢志爱国、仁爱孝悌、诚信谦和、自强不息等等。然而，这些精神品德形成的源头在哪里？今天，我想从春秋时期的基本特征和一些案例出发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首先，本文定义的“中华民族的原始品德”一词指中华民族的民族品德的雏形。而我认为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孩童时期，很多原始品德在这个时期有很明显的体现。春秋历时将近三百年，这是一个愚昧与开蒙、野蛮与文明、守旧与创新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最开始仍然有人遵从“周礼”，践行着周礼中的许多规定;另一方面，又有一大批人率先打破了周礼的规定，开始践踏周礼，试图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随波逐流无视周礼；有人坚守周礼想要恢复旧有秩序；也有人从中总结，向前开拓，提出了新的思想，并在天子诸侯卿大夫争权夺势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壮丽文化景象。于是，有关争抢和推让、杀戮和救赎、复仇和结盟的故事便在这一时期屡次三番地上演。从今天来看，当时的很多是是非非已经说不清楚了，但从中我们仍能窥见古老的中华民族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品德。

春秋初期是周礼影响仍然很大的时期。提起这时候的宋国，就不得不要讲到宋襄公这个争议颇多的国君。他极其讲究“仁义”，深信古书中仁义的作用和仁义服人的道理。所以，在盂地会盟时，他效仿齐桓公衣裳之会，不带甲兵，却被楚王领兵俘获，后羞辱放归。后来，在宋楚泓之战中，他执意不肯“击楚军于半渡”。他放楚军过河列阵完毕再开战，战中竖起了一面“仁义”大旗，结果却是宋军惨败，仁义大旗也被楚人夺走了。而宋襄公本人也因此落伤，半年后在悲愤和疑惑中去世了。今人普遍更愿意把宋襄公当作是死守规矩的愚笨之人。这也没错，如果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确实如此。但是，深入了解春秋，你会发现宋襄公才应是正常人，楚人才是不正常的。因为周礼对战争的阐释其实是战场的规范化，人人遵守可使战争减少伤亡和杀戮，也更加公平。宋襄公追求战争的公平与规则，也遵循“善待战俘”“不随意杀戮”的规则，其实客观上维护了这种制度。他本没错，只是世道变了而已。当然，这并不是提倡古战争规则，更不是提倡战争，因为“兵不厌诈”的历史战争规则发展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逆的。只是说，在当时那个环境中，宋襄公的仁义和坚守信念确实是可贵的。

春秋中期是长达100多年的晋楚争霸时期，在这期间也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首先说说介子推。晋公子重耳流亡期间饥饿难忍，四处觅食不得，介子推偷偷割下自己的大腿肉做成一碗肉羹献给重耳。后来重耳继位成为晋文公，在封赏宴上忘记了介子推的功劳，介子推也不慕名利，早已带着老母隐居绵山，这才有了后来“焚绵山”的故事。我们今人很难以理解介子推的“割股啖君”以及他最后不慕名利以至于被烧死于绵山的经历。不过，这就是春秋大义。舍生而取义本就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对高尚人格的追求本就是那时候士大夫的普遍追求。再说说郑国的弦高。弦高乃一位商人，在当时商人就是极度重利的代表。而弦高则不同于一般商人，他为了救郑国牺牲了个人的利益，冒极大风险骗取了意图灭郑的秦军将士的信任，最终也是救下了郑国。这就是“弦高救国”。从中我们看到了弦高对传统商人形象的颠覆，爱国的品德让他名垂千古。最后看看弭兵之会。这是春秋中期晋楚争霸结束后的一次大型诸侯会盟，会上约定了晋楚平分霸权，弭兵休战。这其实是无数小国的愿望，这个会盟能实现，体现了各国对和平的共同诉求，与今天的时代主题也有相似之处。可见，和平与反战的思想在春秋也是早已产生了的。

春秋晚期是吴越争霸、百家争鸣局面开始形成的时期。伍子胥复仇、勾践灭吴等故事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品德中刚烈敢为、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等品德。我们赞颂的是伍子胥、勾践的坚持和奋斗精神，而不是复仇的行为。孔子和老子两位大贤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儒家和道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思想文化的主流，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品德的源流。

其实，回过头来反思春秋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孩童期，很多人的品性还很纯净，没有那么多的尔虞我诈。同时，也是这时期人心开始发生了很多改变。我们今天学习反思春秋时期，是赞颂其于今看来仍有影响的永恒不变的伟大精神，而不是那些早已是民族糟粕的旧思想。好比我们赞颂那时的忠君，其实是赞颂建立在忠君基础上的爱国（受时代局限性影响，爱国只能通过这种或少数其他几种形式实现），而纯粹忠君却不爱国的行为则是我们要摒弃的。

无论怎么说，春秋时期确实是中华民族的原始品德的形成与集中发展时期，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

一审：吴仪

二审：朱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