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评

电影《地雷区》上映于2015年，该片由马丁·桑德瓦利特执导，获得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地雷区》讲述了1945年5月德国纳粹投降之后，一群年轻的德军俘虏被交给丹麦当局，送往西海岸，并在丹麦军官卡尔·莱奥德博·拉斯穆森的率领下，开始危险的排雷工作的故事。影片植根于严肃真实的二战历史题材，拒绝虚构真实，以正确的历史启蒙和残酷血腥的影像建构，反思战争的残酷，打破视觉场面的情感强制性，凸显其反战主题。影片将线索构建、故事情节转变和人物性格变化融为一体，形成三位一体的个性化书写，故事发展合情合理，深挖人物内心，以真挚深刻的情感和人性光辉来消解战争创伤之下的群体异化和从众心理。相较于展现宏伟壮观的战争场面，该片的影像视角构建较新颖，聚焦于战争遗留问题，关注单一事件的发展与转变，以小窥大，突破了传统战争片面面俱到却浅尝辄止的叙事模式。

影片植根于真实的二战历史，利用正确的历史启蒙和血腥残酷的影像风格，反映战争的残酷性，以期达到反战的目的。二战期间，德国纳粹为了阻止盟军登陆的行动，指挥官决定在西海岸埋设一百五十多万枚地雷。二战结束后，丹麦政府将俘虏的德军士兵送往西海岸，经过几个星期的培训，年仅十七十八岁的德国士兵沦为丹麦的活体地雷探测器，进行排雷。影片立足真实的历史事件——“排雷”这一行为本身暗含着血腥与牺牲的意蕴，题材的这种悲剧性构建起影片阴郁的底色与基调。地雷爆炸场面之震撼血腥、音响效果之逼真惊悚，同时情节发展的出乎意料，都使观众以沉浸式的观影方式切身体会战争的残酷性。观众无法预测地雷爆炸的确切时间，于是将自身完全投入电影的发展之中。影片的主人公大多是十七十八岁的青年，残酷的战争迫使青年人以血腥的方式失去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士兵临终前对家人的眷恋，激发观众集体无意识下的家国之思和共情心理，对标本体感受，更好地传达影片的反战主题。

影片中高潮事件的反复回响，使人们的关系从对立走向相互理解，以个体的人性光辉消解群体异化的从众心理，打破仇恨的边界。影片将线索构建、故事情节转变和人物性格变化相互连接，形成三位一体的个性化书写。《地雷区》中每一次高潮事件——地雷的爆炸和人物（动物）的牺牲都带有帮助故事情节推动和人物性格转变的价值，打破死亡的数字化倾向。第一次爆炸属于意料之外，暗示战俘们爆炸的发生是随机且普遍的，使他们感受到紧张残酷的氛围，消解青年天真活泼的个性，迫使其形成小心谨慎的性格，反映战争对个性的湮没。第二次则是威廉因四肢被炸，伤势过重而身亡。威廉是战俘群体“思乡”情感的符号，他的话语系统围绕“家乡”“母亲”“重建”等展开。威廉的死亡暗示战俘们回家的渴求终会成为泡影，为后来战俘们被送往凯斯灵恩半岛继续排雷埋下伏笔。此时拉斯穆森中卫善意的谎言（告诉其余战俘威廉回家了），代表他内心情感的松动，对战俘们产生同情，此心理活动的外化表现为在医院偷拿食物给战俘们，善意作为战争中难能可贵的人性打破群体异化的冷漠残酷。第三次爆炸，沃纳被炸碎，找不到尸骨。战争之下个体的消亡，拉近了舒曼和中卫之间的关系，舒曼向中卫聊起自己的父亲和信仰，此时两人构建起战争之下异化的“父子关系”，隔绝孤立的地理环境和残酷血腥的现实境况使两人的亲密关系中包含着依恋和投射，两人渴望用信任与亲密打破仇恨的边界。第四次爆炸是陪伴中卫十几年的狗因在未清理干净的沙滩上奔跑而被炸死，中卫明知是统计错误却依旧以残酷的方式对战俘们进行惩罚，体现战争之下人性的异化，不容许本体权威被侵犯。第五次爆炸是思斯特在拯救小女孩后自己走向死亡，战争带来的人性异化和群体极化使个体变得疯狂、极端激进，致使思斯特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以毁灭完成自我救赎。也正是此次“献祭”式的自我救赎，让中卫彻底转变，激发人性中的善，最终以放生战俘的行为完成本体对于爱与和平的向往以及对扭转群体异化的渴望，凸显个体情感与感受。

相较于传统战争片着重塑造气势恢宏的战争场景来传达反战主题，《地雷区》创新性地转换了题材建构，将视角聚焦于战争遗留问题以及战俘问题，关注单一事件的发展，以集中式的叙事模式打破传统战争片散文化叙事模式，突破了面面俱到却浅尝辄止的困境。影片名称便是本片聚焦的内容，影片以冷峻严肃的影像风格记录主人公们排雷的日常生活，围绕固定的主线，以时间的推进和人物心理的变化来生发故事情节，使影片条理更加清晰。在故事的建构中真实地反映战争结束后不同立场人们的心理状态，人性在残酷的战争之下走向异化。丹麦军官以极端疯狂的方式对战俘进行苛责和侮辱、德国战俘的痛苦和思乡、丹麦民众的逃避和冷漠等，这些真实的情感都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是故事主线的合理生发。导演通过人物情感空间的真实构建，暗示战争对于观众而言呈现为过去式或完成式，但对于亲历过战争的人而言，战后人们情感与心理空间的重构应该得到重视，对于和平的向往和追求永远不容忽视。影片结局戛然而止，情感的留白给予观众思考空间，加深影片的思想价值。

“二战结束后，2000多名德国战俘清除了丹麦西海岸150多万颗地雷，几乎有一半死亡或受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非常年轻的男孩。”为残酷战争结果赎罪的——是发起战争的人，同时也是被迫卷入战争的人。狂热军国主义下的从众心理和对家国崇高性的盲目崇拜成为政治野心家控制个体的武器，《地雷区》以尖锐的题材破除战争中对个体的仇恨，更多聚焦对和平的向往和激发观者的反战情绪，枪响之后，没有赢家，所有人都被迫成为战争和野心家的牺牲品。影片通过对个体人物的描绘，生动地反映了群体极化之后，参与战争的人们呈现出或极端保守或极端激进，或崩溃畏战或疯狂异化的状态，人性的异化带来亲密关系的解体，此时个体人性光辉的激发打破群体异化的从众心理，构建不同的战后心理状态，带给群体与世界以希望。电影《地雷区》作为战争的书写者，以正确的历史的启蒙和合适的叙述视角，打破死亡的数字化，以历史真实构建艺术真实，试图消解群体异化，给战后人们和世界发展以希望，同时在和平年代，再次敲响“反战”的警钟。

责编 曾伟杰 周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