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写作是作者对自己过往经历的质问与回答。“《秋园》建构了普通女性对于历史的叙述与理解,对于具体的家族人物与家庭生活的真实记忆,但更多的是透露出主人公如何借由个人经历来过滤出湖南湘阴的“地方感“——一种不会被写在史书专著里的,关于记忆、情绪与认同等无形之传承。本书主体围绕着四个地区(洛阳、南京、湘阴、荆州)展开叙述秋园的人生经历,聚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十年背景下被逐渐遗忘的个人与社会活动、社群与家庭记忆,以及传承自祖父母辈的经验等,这些皆重新被锚钉在时间的浮流里,被一个个历史中具体的人所吸收,再由个人通过文字微小的力量去建构历史细节。
男女平等思想在清末至民国时期逐步兴起,可将目光投射在历史大环境下,守旧思想的束缚和社会经济的落后仍然制约着民众对女权主义的支持。近代众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大力倡导妇女解放,要求将女性从缠足、包办婚姻、家庭束缚等封建传统中解放出来,他们自诩为女性主义的解放者,将妇女解放事业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要求解放了的女性成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的贤妻良母。正如温迪·拉森指出的那样:“国共两党都要求革命女性为本党的政治纲领工作,将独立的女性运动视为狭隘的、不必要的、不能接受的,不允许知识女性有建构女性主体立场的空间。”在这一架构下,女性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也缺失了自由发展的可能。
秋园作为一名饱经历史磨难的女性,不仅仅在儿时受过“缠足”等封建陋习的束缚,同时也经历过黑恶势力的蹂躏与摧残。面对长期的男尊女卑的畸形架构,她向来逆来顺受、从不反抗。即使丈夫放弃教书一心种田致使家庭境况惨淡,她也未有怨言。即使在面对自己差点被侵犯后,丈夫却只向她丢出了一把刀子和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她也只是缓缓地哀叹。这便是男权社会局限下女性发出的微弱声音,无奈而又悲哀。无论在当时乡村还是城市,对女性生命与主体意识的忽略都具有普遍性。但面对社会的束缚与剥削,秋园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弱者,她能在丈夫去世、群众孤立的艰难境遇下只身一人带大几个孩子,她是站在战争炮火硝烟里,挣扎在饥寒交迫岁月中,行走在人性的“真善美”刀尖上的一名既普通又独立的女性。大起大落的生活,使一个女性从安稳平静的婚姻坠入无尽的苦难深渊中,这本身就是一场历史悲剧的开端。如何面对这种落差极大的生活困境,才是这部作品的全部意义——秋园对生活的坚韧性格正是撑起我们民族的人性脊梁。
《秋园》这部著作的写就,既有对大历史环境的反思,也有对压迫女性的呈现。我们站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回望她们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向我们发出质问:对于解放而言,妇女解放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真正的自由?这一目标在当前社会都难以完全实现,性别偏见由过去的显性转向隐性,特别是在职业观念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出现了阻碍女性职业上升的“玻璃天花板”,但是这些总归是相对而言的。自“性别革命”开始之后,女性作为劳动力群体开始活跃于社会大生产中,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书中秋园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选择以适应社会生产需要,相较于丈夫仁受而言,明显更具有灵活性,即使这一灵活性是受生存需求所迫。基于女性主义的思考,笔者期待着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社会生产力达到高速发达的水平之后,人们都能重塑自身的认知,将对于女性的潜在的偏见逐步消除,从而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作者杨本芬女士从不怯于表达真实,不疏于表露思想,利用母亲个体记忆建构了20世纪中叶农村女性的生活与困境,这不仅仅是艺术家所宣称的“逆流的寻根叙事”,更弥补了自身在历史认同上的缺失。她利用历史叙事场景中容易被忽视的个体角落,透过女性的声音再现了历史的衰颓与进步,并借由这一经历积累凝聚出情感的重量,缓慢、笨拙地重击笔者与其他读者的心灵,回应着属于此世代所面对的时代焦灼。关于20世纪的文艺作品或历史作品存在很多,但是《秋园》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源于一位质朴的女性与文学的碰撞,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素朴与真诚。
一审:李紫涵
二审:朱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