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评

1942年的河南大地，响彻着发自喉哽的哀嚎，深陷在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中；1942年的河南人民，伴随着灾难笼罩的阴霾，蒙受着异化所带来的种种苦难。

影片《1942》正是聚焦于那段苦难历史，以具体时间节点下所延展的空间距离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交织链条：从离家的第9天到距家的1012公里，一路西行的逃亡旅程茫茫然找不见终点。从“异化”角度分析：影片集中塑造出以花枝为代表的劳动妇女群体，展现了其在灾难中为物所役之下普遍异化的必然走向；并聚焦于以星星为典型的一批女性知识青年群体，揭露了其在现实屈从中的信仰坍塌的精神异化。在历史之温情和现实之无情两相对比之下，当多重的人性被灾难所强行植入时，“异化”即随现实中的人产生并不断地分化。

其中对于花枝的人物建构，在时空交织中所呈现出来的渐变性和复杂性都值得我们深思：从逃荒前的不畏强暴到逃荒中的自愿卖身，“两块饼干，换一条人命”的寥寥数字和视觉冲击上的“神色黯淡，目光呆滞”，无疑是物质上的匮乏对现实中的人的“异化”的体现。影片中刻画的“饥饿异化”和马克思笔下的“劳动异化”均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历史主体——现实中的人的被迫自愿式异化。此外，这种异化更是在花枝对红棉袄的两次选择中得到凸显，强烈的反讽中所揭露的是传统妇女对封建道德由固守到抛弃的态度转向。这些都是现实“饥饿”条件下“异”中人对价值抉择的异化后果。

而当以星星为代表的女性知识青年在灾难背景中出场时，其命运悲剧的必然性和扭曲性更是在精神世界中产生着轰然回响。透过荧幕我们可以感受到其触目惊心的变化——从地主家的知识千金沦落至仅为果腹求生的青楼女子，逃荒路上，星星对猫的珍视，是其在精神层面无人相伴的唯一寄托。但影片随后呈现出的是她同意杀猫为食的镜头，这在戏剧性转折中暗示着：灾难深重压迫下现实中的人选择将精神屈从于物质的必然异化。而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异化则更具有真实性和残酷性，撕书烧火的细节直接宣告了物质上知识的破产。当读书识字被当作卖身优势时，其精神上知识的瓦解最终击溃了她仅存的坚持。星星的异化过程并不限于自身，同时也构成灾难下教育的异化悲剧的现实写照；她的沉沦之途不仅堕落于个体，更暗含着灾难下精神文明的退化之路。

“易子而食遍地残骸”的灾难历史，在80年前真实上演的那一刻，逃亡是为了求生；如今，疫情席卷华夏，社会几遭停滞，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之下，居家亦是为了求生； 80年不懈的奋楫笃行，中国早已换了人间。但历史的车轮在大地上留下的斑驳伤痕，总是在无言中警醒着我们勿忘那些曾经异化的苦难和悲剧。

1942年的昨天，苦难的中原大地在无尽地诉说，“异化”在不断摧残着那个时代的人。2022年的今天，我们不必再为温饱而过度发愁，不必再因饥荒而四处流亡，但不可忽视地是，在当下河清海晏的年代里，我们同样也在蒙受着某种“化了妆的苦难”——物欲横流和精神失落的两重困境。资本逻辑运行下的物欲催生着人欲不断膨胀，物质的空前丰富化、生活的高度科技化、放纵的过度娱乐化，这些让我们以为自己成了时代的主人，但实则不然。“佛系”青年、“躺平”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但从精神维度看，这些现象所揭示的恰恰是我们对于“异化”的种种抵抗。

尤其是在当今后疫情化的时代，我们正经历着外部社会中的防疫常态化，但同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勿忘个体防“异”的常态化，不做“灾难”中的“异中人”。不同于80年前的饥馑困顿，现代世界所呈现的是一派繁荣发达的景致，在全球化的分工协作中我们难以做到独善其身，也难免在时代裹挟中逐流异化。对物质生活的狂热追求让我们的劳动与自我相剥离，对精神滋养的漠视让我们的生命游离于表面，当我们痛苦地觉察到自己的身心正处在强烈的割裂状态时，异化正在侵蚀，行动迫在眉睫。

不同于80年前的盲目奔逃，当下资本高速化趋势已然不可逆转，我们要做的是自己向内倾听、探求、整顿生命，来一场在精神上需要反求诸己来实现的自我修行，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在领域，让经历着现实局促中的无限心得以安放。把心安顿好，才能把脚下的路走好。社会性的人必然要在现实中久久为功，而如今疫情的阻滞在迫使我们以低倍速处理外部事务的同时，却又在无形之中放大了焦躁和不安。如果处理不当，便极易在这两重对比之下丧失自我，沦为时代的“异中人”。当外界的速度快慢不定时，我们应放慢脚步，审视当下，叩问本心，选择适合自己的步频，然后再整装出发，在每一份的坚定踏实中为自己的无限心找到一处有限的栖息地。

苦难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苦难所带来的异化将在“一切照旧”中无形地附着于现实中的我们。生而为人，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异化的有力反抗，在每一个个体的安心立命历程中，我想时代会听见属于我们拒绝异化的心声！

实习编辑：陈蓓 杨宇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