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评

《大学》原为《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论述儒家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宋代以来，《大学》始终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占有重要地位，并以其普适性及恒远价值，始终为各时代学者所关注。《大学》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经历了二千年“流”、一千年“变”。

王振辉的追问或许应该被每一个阅读《大学》的我们自问。学习需要追问，传统需要追问，时代需要追问：新环境下如何“致知”以向“明明德”迈进？如何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以经典为活泉？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如何从古籍中汲取中国特色？

曾经读过一小部分黑格尔的《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7.12）。能力太有限，读下来几乎像雾里看花，我只至今记得这位孤独的散步者在其中说的一句话：“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而历史——从历史的发展的趋势来说，各时期对《大学》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过程，《大学》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延续的中国以华夏文化为内在支撑，华夏文化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内核，因而《大学》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申淑华更是干脆将宋元明清儒学史比作《大学》纷争史（《<大学>研究现状及未来研究旨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第6期）。

书简残缺，话语失真，但历史灰烬中仍然有我们能够感受的真实温度。我们不可能还原朱熹《大学》改订的全过程，却能读到他的最终成果、感叹他的十一年心血；我们无法感受王阳明在治学过程中每一丝思想转变的火花，却能了解他的怀疑与求索所缔造的学派、影响的历史。《大学》改本流变本身没有一个确切的终点，这条道上架桥、开路的学者们也并非消弭历史中的符号。

近代以来学术界从来不乏对于《大学》流变的研究著作。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收录自宋至民国、自本土至海外之改本，使人在研习知识之外，不免感叹《大学》对整个民族文化、东亚文化的影响之深、之远、之广，此书也因此被申淑华誉为“《大学》改本研究不可多得之作”。本文明代部分提到的刘勇聚焦明代的《大学》改本进行了深入、深刻研究。

申淑华曾分析未来《大学》研究旨向：经典互释、同词异义、解在史中

（《<大学>研究现状及未来研究旨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第6期）。《变动不居的经典》之所以给予我们这样多的启发，正是因为“解在史中”贯穿全书行文脉络。因“解在史中”而关注时代，关注时代中除思想以外的部分——譬如制度，譬如社会。只有将阐发对象置于复杂而立体的历史根系中，我们才可能接近叶润花艳的鲜活阐发对象，而非对一枚植物切片大为歌颂、批判。在看见佛儒之争、理学内部之辩、前代思想的传承、时代潮流的裹挟等种种之后，我们才可能更从容地面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社会价值的升华、遗留糟粕的处理、和平发展时代潮流下的暗礁。

“变动不居的经典文本，是由于有了变动不居的社会秩序、变动不居的生活方式和变动不居的价值观念，归根到底，是由于有了变动不居的人。”这是刘勇关于“变动不居”的阐释。变动不居的背景下，变动不居的智者们各自推介自己所认可的变动不居的《大学》文本，只为探赜不变的问题：何以明明德？何以止于至善？何以平天下？

——何以成圣？这个问题经过千年的讨论，答案依然只有大致框架与普遍要素，并未出现真正广为认可的细节性回答。但我们依然能从其意旨中粗糙地提炼出同我们更为接近的话题：《大学》与今日，《大学》与大学。

我们试图看见先人之先人，而后行传承之传承。但我们也清楚：传统绝非陈陈相因，传统终归要以为时代所用为目的，方才可以释放出潜藏的夺目光芒。而如何对经典进行现代化阐释，或许同样可以参考古学者们在各自历史定位中是如何对古本进行时代性阐发的。对于《大学》与今日，或许我们也能依其词句，见其义理，透过重重泛黄纸业与先贤试一握手，扎根厚土、共辟新天。对于《大学》与大学，或许我们也该不时省问自己，现代大学中如何格物致知、现代大学中如何明德至善。

最后，化用陆九渊的话：愿《大学》注我，我注《大学》。愿大学著我，我著大学。

实习编辑 朱铃 吴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