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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冰桶

周荐莅临文学院畅谈“中国方言与熟语相关研究”问题

发表人:唐婷婷 苏婷婷 陈英琦 刘蕊发表时间:2018-11-28浏览次数:

 

周荐教授做讲座

周荐、罗昕如等教授讲座后合影

 

主讲人简介:周荐,南开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2005.3)。本科毕业后即留在本校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任教,曾任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1987年任讲师,1990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1994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2003年开始指导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4年开始指导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5年开始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1998年秋曾获南开大学优秀青年教师二等奖。1983年-1984年奉派到西藏师范学院(现西藏大学)任教,1994年-1995年应邀到韩国朝鲜大学任教,1999年-2002年应邀到日本的立命馆大学任教,2003-2004年任日本关西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通讯员 唐婷婷 苏婷婷 陈英琦 刘蕊)

 

罗昕如:在讲座之前,请允许我对周老师做一个简单介绍。周荐,南开大学的学士、硕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1996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后任南开大学语言所副所长、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2008年起任澳门理工学院教授,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秘书长,并兼教育部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中心学术咨询委员,国家语委、词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词术学会副会长等职。有多部词汇学方面著作,例如《汉语词汇研究史纲》、《汉语词汇结论》、《词典学研究》、《汉语语汇学说》、《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词汇论》等;多篇学术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汉语学报》、《语言科学》、《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与文字应用理论研究》、《当代修辞学》等高级别刊物上,并多次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研究项目并获得奖项。

 

周荐:罗老师这样介绍我让我都不敢上台了。在我求学的时候,当时罗老师是我的师姐,比我年长一些,我们曾经有幸一起读书。现在我心里非常忐忑,因为我没有她说的那么好。我到过长沙很多次,但这是我第一次来师大。罗老师和唐书记邀请我来这里做讲座,我也是倍感荣幸。我其实非常羡慕同学们能够在师大校园里接受教育,现在我有些年纪了,不然真希望和你们做同学。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讲座是和我最近的一篇论文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今天没有任何底气来和大家讨教。这篇论文也是刚刚完成,可以说目前还在润色打磨过程中。这篇论文着重论述了对于《汉语谚语熟语集》这本书的研究。这本书是由美国传教士编纂完成的,今年是2018年,而这本书出版于130年前,也就是1888年,后来它的修订版于1902年出版。按道理讲这类书籍应该都会产生较大影响,遗憾的是它的影响并不大,至少在中国人的学术群里影响并不大。大概半年前有位老师和我提起过这本书,在这之前我对这本书并没有任何了解。在听了他的推荐之后,我想办法找到这本书。而我找到的书是英文版的,读起来并没有像中文图书那样轻松,几个月的时间里大概才看了几十页,而那本书一共有四百八十多页。因为我英文底蕴并不是很好,又请别人帮忙分析了书中一些我难以理解的地方,也请别人帮我翻译过书中的一些内容。这样一来,我大概明白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所以我今天带来了这本书的相关论文和大家分享。

 

从收条数量来看,这部书内容翔实,收录汉语谚语和其他类的熟语1900多条。对于一个一百三十年前的传教士来说,这是相当不易的。而这部书收条的类型也很罕见,大概有10类,接下来我也会为大家逐条说明。我想通过我的文章为大家介绍,进而加强大家对近代东西方学者曾经进行的汉语熟语研究的了解,也希望能够通过此次讲座对当下汉语熟语研究起到助推作用。

 

这篇论文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士大夫和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于汉语学习的概况研究,相比于其他章节,在座各位可能对这个部分更加熟悉一些,我也以此为切入点开始今天的讲座。

 

汉语熟语,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引起东西方学者关注的。值得提起注意的是,这里的“近代”指的是近代汉语概念中的近代,不是按历史阶段划分出的近代。而中国学者对于熟语的关注则开始于唐代。唐朝以来,部分学者逐渐将研究视点投放到古代士大夫阶层非常鄙夷的熟语上。唐代最著名属于研究者的是李义山,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李商隐。以前我曾让一名硕士生做过一个“李商隐与历代熟语”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唐代以后,历代开始有熟语研究成果问世。而发展到清代,出版的学术专著就更多了,比如钱大昕的《恒言录》、翟灏的《通俗编》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学术作品。总而言之,从唐代开始,士大夫逐渐把关注点投放到从前鄙夷的熟语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的士大夫一生下来就秉持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念,他们就站在这里,没有人去研究百姓口口耳相传的通俗玩意。士大夫一生下来就有使命感,生来就偏向于认同更加典雅的作品,比如那句著名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古往今来士大夫心理的见证。而且清代以来,整个社会由庙堂向市井转移,所以我们看了许多到研究“小学”非常有成就的学者,逐渐把视点投放在礼俗上面。钱大昕是著名的“小学”家,这时也开始研究“俗”的东西。除了社会向市井转移的前提外,清代文字狱动则得身陷囹圄,士大夫不敢随便发表言论,就开始研究这方面内容。张黄学派中研究“小学”的人很多,扎堆研究“小学”导致学术界慢慢没有东西可以研究了,需要寻找新的关注点,于是语言学因此得救。他们把目光投放到,很多人不屑于研究的礼俗上。

 

总结上面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士大夫编纂的熟语类著作有三点特征:第一,从时间上看,越是接近近现代,士大夫对于熟语的兴趣越发浓烈。第二,从收录熟语条目的数量上看,收条较多成规模的是翟灏的《通俗编》,据统计有5000多条。其他著作收录数量不敢恭维,多则几百条少则几十条,但这的确是当时是大夫的研究成果,这也反映出士大夫对熟语,尤其是熟语中的俗语的关注度有所欠缺,尽管和前人相比,已经有所进步,但还不够。第三,从收录条目语型上看,中国士大夫所收主要是谚语、成语、惯用语,这三类熟语的影像,还有一些士大夫对于歇后语或者对联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转收为某一语型的,似乎只有歇后语这样的工具书,我刚才所说的李义山的例子就是如此。那么其他谜语、诗歌、字谜等熟语,在当时士大夫编的书里,很难见到踪迹。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情况,澳门开阜通商以后,西方传教士的势力经过100多年进入中国大陆。这些传教士对于熟语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们尤其关注工具书的编纂, 汉外字典或者外汉字典的编纂校对,是他们的拿手戏。但是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把目光投放在汉语熟语尤其是俗语的编纂研究上。举几个例子,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初,有一位耶稣教会的无名氏编辑了一本《四字文笺注》,这部书于1984年在伦敦出版,共收录熟语1400多条目。第二部是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编撰的一本《汉语札记》,这本书是语法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口语语法,而下卷是文言文的书面语语法,但是在语料分类时,也分成口语性和书面语性两个部分,其中包含了一些是可以看做词汇单位的熟语。第三部是葡萄牙籍天主教前史会的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做江沙维,他在熟语研究界享有很高声誉,海外汉学家都看他的研究。他编撰了一本书叫《汉字文法》,道光年间由澳门圣若瑟修道院出版。这部书里专辟出一章俗语,共收录词目达357条,可见传教士江沙维很关注俗语。第四个要介绍的是是一位法国神父,他在1869年,也就是慈禧太后掌控政权的时代,在巴黎出版了《中国俗语》。这本书更有意思,其他书最多开辟一章来解释俗语,但这本书全部都是俗语,收录了441条。我是今年上半年刚刚完成对他文章的研究,,用不了多久应该能发表出来,到时再请大家批评指正。


   
来华传教士,或者因为传教需要或者因为教学需要,他们对汉语俗语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士大夫的志趣,随着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会由上到下发生转移。现在这个时代也开始向低端慢慢迁移,东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不难理解,全世界都开始由关注贵族到开始关注民间方向转换。大家可以看看胡适的著作,对这一点颇有提及。西方传教士多数积极主动地将目光聚焦在汉语俗语上,而我们中国士大夫是由传统的“小学”而典雅的熟语逐渐转向礼俗的熟语,在整个变化过程中,有着太多的勉强和无奈。这些士大夫绝非出于自愿,刚谈不上积极主动。因此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各自都具有不同的立场,各自所取的视角也是不同的,他们彼此的文化背景也有区别,因而他们对汉语熟语的搜集整理分析以及得出的认识,自然也有所不同。这是我简单地把东西方学者如何关注熟语和如何关注熟语中俗语做一个全景式的概论介绍。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其实西方传教士对我们汉语熟语的研究整理,还有不少学术专著,但我们没有必要把他们都一一列举出来。
我们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世代熟语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文章了,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创作了一些文章。章潢的《图书编》收录此条五千多条,甚至可以被誉为整个现代之前最了不起的一部熟语著作。章潢除了收录这部著作以外,还有其他不错的成就,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讲他,在此就不赘述了。

 

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是我对于明恩溥的所著的这部书的一些看法。这部著作既不是一部词典,也不是一部词汇集,而是一本学术专著。这部书收条的数量巨大,我最初读这部书的时候就十分震惊,有人告诉我这部书收录了熟语一千九百多条,我当然持怀疑态度。我说:怎么可能,它又不是词典,一部专著怎么会收录那么多条?在阅读的时候,我真的是像个小孩一样地逐条计数,这部书连读加整理大概花费了半年多时间,一千九百多条都在我自己做的一个资料库里,我也因此信服了那个说法。

 

这部书名字叫《汉语谚语熟语集》,好像意味着作者将这本书所记录的条目分为两类,一类为谚语,另一类为熟语。但是据我看来,这本书所收录的熟语的类型很多,有谚语、歇后语、成语、熟语、惯用语、对联、字谜、绕口令、诗歌,甚至还有一些普通的字词,这样的话就有将近十类。这在同时代的学者当中可以算得上罕见,不仅仅是在西方学者中不常见,就连中国学者看到后都会感到惭愧。

 

这部书所录的条目当中最引人瞩目的语类就是歇后语,收录数量巨大,高达522条,比本书条目总量的四分之一还要多。按照我们平常的分法,有意译、谐音、意译兼谐音三种分类方法。举个例子来说,谐音歇后语:“打了灯笼扬麦子——照常”、“江南的蛤蟆——难产”;有不少也是意译歇后语:“爱吃萝卜不吃梨——各有所好”、“当了和尚又还俗——不管变驴不变驴”;还有一些谐音兼意译的歇后语:“耗子进书房——咬字”等。这种分类也许比较早,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价值局限性。歇后语最初的形态真的是“歇后”,说者之说前一部分,后一部分经常是一个字,留给听者在口头或者在心理的上一句补足,也就是说最初的歇后语是由说者和听者共同完成的,此之谓“歇后”。比如黄庭坚的“断送一生惟有”就是典型的一个歇后语。这是黄庭坚《西江月》中的一句,所需要的就是听者所要补足的正是韩愈原诗中的一个“酒”字,即“断送一生惟有酒”,但是黄庭坚把“酒”字略掉了,这就是成了一个真正的歇后语。今天的歇后语不“歇后”,因为这么“歇后”让读者不明白,现在的读者文化层次有所降低,无法于唐宋时期相比,干脆就一股脑全说出来。这部书也保存了不少真正的歇后语,“出一身王朝马”引号里都是听者所要补足的东西。

 

除歇后语外,《汉语谚语熟语集》收录的谚语熟语也有不少系列的,这对于130年前的西方学者来说真的了不起,虽然今天也有很多系列的歇后语,但在当时的有限条件下,他得有意识地去收集,如果不是有意识,他怎么会收集出那么多呢?武大郎系列的有13条,比如“武大郎带屠刀——语不压众,貌不惊人”、“武大郎的脚指头——一个好的没有”;庄稼佬系列的有30条,比如“庄稼佬不认得水仙花——竹头蒜”。还有很多其他的歇后语也是系列性的,比如说猪八戒系列:“猪八戒夹着一刀活纸——混充读书人”、“猪八戒卖凉粉——样数不多,滋味不少”;鼠系列的“鼠宋江的假仁义”,也有些我们现在不大用了或者不用,这类歇后语给我们一种生疏的感觉,但在当时应该是常用的,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再比如说有老太太系列:“老太太的脚趾——窝囊一辈子”而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灶王爷系列就更不多说了。

 

从所收的歇后语的来源看,有些明显来自于北方方言,甚至有些有可能来自天津话,比如说“东方亮,打嚏喷——文明打听(问名打听)”,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方言怎么样,我掌握的方言不并多,但是我知道像天津话这样,把普通话“打喷嚏”说成“打喷听”(天津方言)的并不多;还有一些也属于北方话凌宇内部的,比如“夫妻两口子吵架——假恼(夹袄)”,零声母的“袄”字在一些北方方言尤其一些华北次方言中,要加上舌尖鼻声母[n],棉袄说成“Miánnǎo”;再比如说,“河东的当铺——源裕”,天津有个地方叫河东,我小时候还在河东生活过,那里确实有个当铺叫“源裕”,这个谚语可能就是从那里来的;又比如说,天津话把“言语”这个词说成“Yuányù”,也是音位发生换位;再比如说,“房梁上挂鸡子——是个悬蛋”,在座的各位同学肯定有很多是从北方来的,北方很多地经常把鸡蛋说成鸡子,当然南方一些地区也有这种说法。这本书的语料有不少来自北方方言,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并且根据我后来的考察也证实了我最初这个印象的正确性。在这本书的引论当中,它反映出了作者对天津话有浓厚的兴趣,他说:“在北京,上平是最高的声调,然而在80英里以外的天津,上平是最低的声调。北方话说天津的“天”是“tiān(再升高音)”,天津是“tiān(再低音)”。不仅在邻近的区域和城市之间声调不同,一个城市的居民还能够从一个人的声调使用上中判别出他来自城市的哪个部分。”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明恩溥对北京话和天津话的区别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我查了中文维基百科,里面说明恩溥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的派遣来华,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后来回到美国以后写了很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一本书是《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倍受鲁迅先生的推崇。英文版的维基百科介绍说他于1872年来到中国,在天津学了两年语言之后才转到山东逢家庄传教,直到庚子拳乱。由此可见,他真的是先抵达了天津,并首先在天津接触的汉语,所以他对天津话有很深的印象,他搜集的一些语料当中,有很多天津话的影子就不足为奇。

 

《汉语谚语熟语集》也收录了一些谣谚,他所集的谣谚也是很有地方特色,中国疆域辽阔且物产丰富,各地的风物常被人们浓缩为三样,称为“三宗宝”或者“三样宝”。例如:关东倒有三宗怪:板打墙,瓢舀菜,窗户纸糊在外”这是关东;“保定府有三宝:铁球、列瓜、春不老”这个说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口外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天津集的也不错“天津卫,三种宝:鼓楼、炮台、铃铛阁”,阁楼现在被说为“gǎo(上声)”“水阁(gǎo上声)大街”有人懂,如果你说“水阁(gé阳平)大街”则没人懂;关于北京也有“北京城,三种宝,马不蹄,狗不咬,十八的闺女满街跑”这说的的确是真实情况。这就是谣谚,它们很有地方特色,除了三宗宝还有很多种不同说法,一千九百多条只能简单地介绍。  

 

同时这部书也收了很多顺口溜,有的学者直接把顺口溜归入了谣谚,我觉得把它单独提出来也可以,因为谣谚往往带有某种知识性,不管是礼俗的还是典雅的,都具有一定知识性和经验性,但是顺口溜往往具打油性,语言风格也比较诙谐。比如“出家又扛枷,剃发又犯法。四块无情板,夹着大西瓜”这其中的西瓜就是脑袋的意思,具有“打油”性质。把谣谚和顺口溜分开也并不是无凭无据,《现代汉语词典》也收录了“顺口溜”这一个条目,释义为:民间流行的一种口头韵文,句子长短不等,纯用口语,说起来很顺口。而《现代汉语词典》在谣谚之外专门列了个词条,叫做“顺口溜”,说明在该词典编者看来,顺口溜并不混同于谣谚。

 

《汉语谚语熟语集》中也收录了一些名言警句,一般的熟语词典不收名言警句,但是有一些名言警句很简短,经警性和附呈性比较高,一般来说可以被收入,适当地收入一些也不是不可以,所以这位传教士先生也收入了一些。他也同样收了一些对联,对联的道理也跟名言警句一样,也可以适量地收录。除此之外,还收录了一些字谜,大家把它看成一种语言游戏,也可以看做是是谜语的分支,一般不把它看作熟语,但是我们这部书对其则有不少收录,这可能反映出域外学者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视角,你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价值但他觉得有意思。另外这部书还收了一些绕口令,也反映出西方学者把中国民间语言成品也看做语言学界的珍品,但是收录并不多,仅仅只收录了三条。除了熟语以外,这部书还收录了一些字词,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字词反映出了北方的风物,比如说“拔塘”,我在其他地方还真没听过“拔糖”这个说法,“拔糖”可以看作是天津的一个文化特产,这种糖很黏,小孩子特别爱玩,搁在手里来回拔着玩,拔够了手里会带有泥,孩子又要玩又要解馋的情况下,就会连泥带糖一起吃,因此那东西叫“拔糖”。我现在已经见不着多少了,偶尔也能见着“拔糖”,我小时候,大约是在60年前,满街都是“拔糖”;再比如说“贱骨肉”,这纯粹是天津话,连北京人都不说,现在好像北京人逐渐在说,因为很多北京人是天津人移民过去的,有个说法是叫“贱骨肉”。比如说父母特别疼这个孩子,孩子经常跟他们发脾气,但他们对孩子低三下四,旁观人就会说:“这个当爹妈的,贱骨肉吧。”孩子对他们不好,但他们仍然对孩子好,就把这种人叫做“贱骨肉”。总之,从他收入的这些词里面,可以看出北方方言的印记。这是这篇文章论述的第二部分,把所谓的谚语和熟语,这两者加起来大概有七八类,再加上字词之类的内容,大概分为了十类,我在此做了一些简单的梳理。

 

第三部分是对这部书的一样个具体介绍。我个人为什么觉得它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呢?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引论,我认为花时间最多的就是这个引论。我自己能看懂其中一部分,但有时候真正拿不准就找学生、朋友再帮我看一看,这个引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系统地论述出了作者对于汉语熟语的类型、构成、结构以及雅俗性质等方面的个人的认识。研究这部书的时候,我一边看一边想,一部由西方的传教士在130年前自己编撰的一部著作能够集录数量如此之多的俗语,而且类型之多,的确在近代的东西方十分罕见。因为西方学者能对汉语熟语进行这么成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且能够有这么多独到的认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应该说他将汉语的熟语研究,从理论上推向了那个时代无人企及的高峰,这真的令人惊叹。所以这篇文章的引论部分,恰恰是作者对这本书的价值和这本书里所反映的理念做一个初步的探究和介绍。

 

在早些时候,因为我到澳门工作十年了。在去澳门之前我对传教士没有什么感觉,甚至可以说有一些非常负面的印象。传教士,不就是对进行我们文化侵略的吗?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肯定对我们国家不好,这是我们小的时候被灌输的东西。那么后来等到我真真正正接触这些传教士以后,才了解到他们真的有那种殉道的精神去支撑他们做这些事情。当然他们是可能为了拿到一些资源和材料,但是那种精神的确是让人佩服的。

 

在《汉语言与熟语集》的书名上,虽然它没有表现出作者对他所收集的语料雅俗与否的认识。但是在他的心目当中,谚语熟语之俗是确定无疑的,这点他完全是有清醒的认识。首先,明恩溥给“俗”指出了定义和指南。他在书中表示,中国人最喜爱的表达是俗话。根据他的调查结果来看,被调查的人一般都会用谚语、熟语、俗语,一般不会用这些比较雅且术语性的词。“你们认识什么东西?”这明显是一句俗话。但是他则表示,如果让一个中国老师认真地回答俗话的定义是什么,老师该怎么回答呢?如果用另一种表达来解释俗话,也同样难以定义。那么这一类概念包含的东西特别广泛,你很难能成功地定义。但是这样一个定义,也是我们所缺的。关于定义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汉语内在的风格差异特别大,囊括了从最艰难晦涩的文言文到最粗野的乡村土话等各种风格,汉语内部的区别特别大。而本书是进一步从雅俗相对的角度对此加以诠释,书中说“俗”这个字很难一言以蔽之。俗文化和雅文化相对,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俗”更加口语化且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但是如果本应高高在上的经典,也变得更加通用和流行,那又该如何去辨别呢?这种时候我们不应该将这种文化称为“俗”,因为它来自于经典。但也只是某种程度上的俗,因为它已经被融入了大众文化当中。然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立即承认经典文化可以变俗,甚至变得不纯粹。在这个层面上,“俗”是研究中国谚语重要的术语,但也是第一重困难。这话说的非常正确,只有深入中国的去民间调查去研究,才能进一步体味“俗”的奥妙。书中介绍说,其实中国当时的很多百姓曾经反复切磋这个问题,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特别感动。他表示定义第二重困难是来自中国人自身所谓对谚语的定义并不像英文那样准确和清晰。当一个中国人提到自己所说的谚语时,他用俗话来表示会太广泛,而用其他来用一些名词来表示又太狭隘。中国人并不知道他们自身思维的范化特征。在他们看来,一个定义决定是否广泛和狭隘,没有像我们脑中这样清晰地去界定。如果我们要问一个中国学者这句话是不是一句俗话呢?他可能会模糊的回答这句话是一句现成的话。他的回答并不是去解释话不是现成的话,或现成的话不是俗话。他只是不能表述清楚,他觉得这句话可以说是成语,却不算是一句俗话。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我们也可以连续发问:这个词叫什么呢?这是什么话呢?这是指什么意思呢?同样内容的东西在有些人看来,不愿意把它定义为俗,尽管已经到民间了。

 

更有意思的是,汉语言的熟语也存在雅俗之辨。士大夫和贩夫走卒对雅俗的认识和态度,自然有天壤之别。士大夫弃若敝履,而贩夫走卒则趋之若鹜。当然,这人们在现实中呈现出非常矛盾的一面,这段是我自己总结的。下面是这位传教士的话:“人们对所谓的经典狂热崇拜,对一切不是经典的东西则不屑一提。普通大众的文化被称为俗文化。一方面俗文化中的谚语文化在生活口语中无处不在,任何中国学者都不可能全然地忽视它。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却会认为,中国谚语文化不可能登文学大雅之堂。”这讲得是十分深刻的。下面更有意思。他说:“中国谚语使用极广,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无人不用。如道光皇帝和两广总督在广东关押地的对话中,道光皇帝曾引用老妇曾言,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算。这是道光爷说的话。然而他说上至总理衙门大臣、六部尚书、内阁成员,下至各阶层官员都常在会议和谈话中引用类似的老妇言,同引用四书之言一样。各个阶层的广泛使用,正好证明了俗文化是通用的文化。”这也就是在说,虽然你不承认它俗,但是大家都用,你可以不说它是俗的,但皇帝本人都在用,其实这是他对俗话的证明。

 

一般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抱某种偏见的,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远不及他们自己的西方文化那么高明,那么伟大。但是我们看来并不是如此,明恩溥在这本书的引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其广度超越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理解,即使一个人穷尽一生也无法领悟透彻。为了研究语言文化,以及它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我们研究中国经典,同样的我们也应研究中国谚语中的哲学,这也将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若在中国经典中能够体现出一种中国思维的一面,那在中国谚语、俗语之中,这种思维也会更多面被展现出来。因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华文化真的推崇备至。他还把中国谚语和西方谚语做一下对较,他说:“相较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人更加充分地将自身思想展现在了谚语、俗语之中。并且中国文化有它独特的一些的特点,超过我们对于东方国家谚语文化的固有理解。汉语包含丰富的锦句和对仗,有渊远流长能统一汉字书写和吸引应用的古文文化,有国家兴旺悠长的历史。并且汉字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如今也具有相对统一性,这些都使得中国谚语文化具有着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和重要性。”汉语和西方的语言都有谚语,但是他对我们的汉语情有独钟。他将汉语、英语谚语彼此翻译的情况也作了评述。他本人也承认中国的谚语的简练和有力真的是英文难以匹敌的。我在此就不举例说明了,其实那本书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然后他对我们的汉语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仅仅是谚语就分出七类,当然这个七类是否合适,并未再继续研究。这七类之中,第一类直接的经典引用或间接引用,第二类是诗中单句和对偶句,第三是对联,第四是史书、史学材料、神话传说等相关谚语,第五与特定地方区域相关或与当地人物、事件相关的谚语,第六是偏义词、多义词,而第七类则是其他任何不属于上述类别的谚语。这个分类的确是可以被研究的,但我也不苟同,但是他为给我们的汉语做出这样的分类,说明了他对汉语的谚语的重视和钟爱。

 

那么大家都知道汉语有数量巨大的谚语,往往外国人见了就头大。可是明恩溥对此没有丝毫的恐惧。他说汉语的谚语如同人口的增长,每个名额如此。中国谚语的增长速度是难以匹敌的没有一个语言能匹敌的。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一种生活情境当中都找到合适的谚语。更为难得可贵的是,他居然能够提出如下的认识。他表示,谚语能够展现中国人的思维,能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仅仅能说中文更为稀有、更为难学。将谚语展现的一切都是视作中国人的特质和向往固然是不对的,有些谚语是讽刺性的,还有些谚语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无论谚语主题是什么,是否有夸张,每一条谚语都像是一条线索帮助我们挖掘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所留下的智慧宝藏,探究他们对人生万象的理解和为人处世的哲学。在中国人看来,中国谚语中包含于人生万物,每一片岩石、暗礁、浅滩和流沙都各居其所。如果中国人自己怀疑这个世界,那么用谚语来解释人生万事万物是可行的。这既不是缺乏警戒之心,也不是投机之取。  

 

最后,因为明恩溥在中国生活了整整54年,所以他收集这么多材料,他根据他在中国生活半个世纪,他总结出汉语谚语搜集研究的三个方法。第一个是“耳”,第二个是“口”,第三是“手”。什么叫“耳”?就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锻炼“耳”,让你去抓住值得去听的东西,也就不是“过耳即忘”。如果你的耳朵很灵敏,立刻就能抓住精华所在。第二是“口”,即你要从捕获谚语的人的嘴里获取知识。他表示,人应该有两个舌头,一个是只用于说话,一个是只用于提问。你可以说你想学习某个人,同时要知道及时提问,举一反三。我们看的书里很多记的谚语,他说开始记的版本与后来传说的版本并不同,后来问问人家,人家给他纠正。也就是说,嘴里有不同的汉字的记法。第三是“手”,他表示,巧记不如落笔为实,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深有体会。

 

这是我今天带来给老师们、同学们汇报了这个文章的一个大致情况,也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简单的就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先把我们东西方学者的大概的情况做一个认识回顾。第二段就是明恩溥这部书中的1900多条谚语、俗语情况的简单梳理。第三主要是根据书前的引论、一些他发表的对谚语、雅俗、谚语的结构的问题、明恩溥在调查谚语的一些心得,以及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对中国谚语的认识的记录。在讲座过程中一定会有非常不妥当且不成熟的地方。恳请在座的老师们、同学们,给我批评校正,使我的能力能够有所提高。谢谢大家!

 

罗昕如:非常感谢周老师非常精彩的讲座。下面我们还是按常规,请同学们借这个宝贵的机会和时间向周老师请教,请同学们积极发言。

 

学生: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想请问一下周教授吴老师怎样去探讨我们家乡话中熟语的研究。因为刚刚听您给我们的分享一下特别提到明恩溥先生的这本书里有一个关于谚语这方面,比如说有些根据天津话的发音演变而来的词语。那么我就想到我也可以去研究自己的家乡话中的熟语,或者一些现在不经常说的话。那么,我该如何研究它谚语的使用频率与方言语音变化的关系呢?这是我想到的点。谢谢!

 

周荐:我想明恩溥最初来到中国并接受汉语,所接受就是我们天津话。对他来说,接受天津话和接受其他方言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他把那个天津话看作是中国话汉语的代表记录下来了,这对于我这个130年之后的天津人来说,就会感到很亲切。我想现在如果研究自己的方言,比如说你家乡方言中的谚语,这里面所蕴含的语音现象、语义现象,以及结构问题,当然这跟其他的方言一些文化信息特别不一样。因为你知道的方言很复杂,且在演变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今天中午跟两位蒋老师聊天的时候,方言当中的一些东西不是方言之外的人能够理解的,我想就是这个道理了。

 

罗昕如:还有那位同学想要提问题,请同学们简练地提出来。欢迎同学们提问。

 

学生:周老师,您好!我就是问一下,我们的语调应该是比较新的,能不能从1900个谚语中找出一些押韵的。能够看出一些130年前天津话和我们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谢谢!

 

主讲人:因为我刚刚研究了半年,先做一个盖帽式的。下一步做这个,有可能做天津话的这个研究,明恩溥也在山东居住过很多年,书中关于一些山东方言熟语也有涉猎,请允许我进一步调查之后,再来回答你的问题,感谢你的提问。

 

罗昕如:这个问题提的很有学术价值,直到现在我们都很难找到这种历史文献。如果说我们找到130年前的相关文献,那么从语言的押韵和发音来看130年前的天津话和今天的天津话有何差别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所以是个很好的问题,这也说明同学们都在很认真听讲座,也在认真思考。相信这次的讲座也带给我们在座的同学不少启发,希望同学们对此次讲座内容进行一次细致的梳理,等到周教授下次来时可以再度拿来探讨,本次讲座就到此结束,谢谢周教授,也感谢每一位同学的到场参与。

 

编辑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