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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冰桶

韩少功于文学院开展“作家的成长与修养”讲座

发表人:发表时间:2018-09-27浏览次数:

 

韩少功分享体悟


韩少功分享经历

 

主讲人简介:韩少功,195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湖南澧县。著名作家。曾获境内外奖项: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2007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等。作品分别以十多种外国文字共三十多种在境外出版。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著)、《惶然录》(佩索阿著)等数种出版。曾任第一届、二届海南省政协常委(兼),第三届省人大代表,第三届海南省文联主席、省文联作协党组成员、书记2011年卸任以上职务。现兼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全委会委员,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通讯员 蔡亚轩 黄渊源 黄映 胡雪佳 汤美玲)

 

岳凯华:本次讲座是文学院校庆,校友论坛系列讲座之一。对于大家来说,韩少功老师并不陌生。韩老师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可以借此机会和韩老师近距离地亲密地接触与交流。韩老师是我们文学院恢复高考以来首届的校友,他在国内外文坛都享有很高声誉,但是仅仅是看韩老师的样子看不出像个名气很大的人。韩老师还曾经开过一辆很普通的车来到我们文学院,现在的坐骑也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韩老师现居汨罗,他经常从海南那边飞过来。韩老师,作为作者本身,他是一位小说大师,同时也是一位语言大师,更是文学理论大师。他常常能把具体的写作用一种大家能够容易接受的方式娓娓道来。如果大家听了韩老师的讲座,看了韩老师的著述,我想大家在成为作家的道路上已经成功了80%。那么剩下的20%就来源于今天的这场讲座,韩老师今天将告诉大家一些灵丹妙方。本次讲座的题目是“作家的成长与修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韩老师给我们讲课。

 

韩少功:很高兴回到这里,在座差不多都是本科生。我学历很低,就是一个本科。我是文学院77级学生,比你们长了好多届,我有可能是你们叔叔辈,甚至是爷爷辈的人。但是我就是从这个教室里面走出去的。现在的216217教室,我以前就是在这里上课。当时教我们的那些老师现在仍然在教学的并没有多少。不知道鲍厚星老师现在退休了没有?(学生回答:退休了。)退休了是吧?他当时是教我们现代汉语,也是我们的男神,年轻时的鲍老师长得特别帅。我对教我们古典文学的老师印象也十分深刻。那位老师在讲台上讲刻的时候是非常投入的,总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我就是在这些优秀老师的栽培之下,逐渐的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会借着自己的一些经历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本科生,刚开始进入文学的道路,所以我会讲一讲关于作家成长的故事。我做PPT的技术很差,做得不好,大家可以多担待。

 

我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也叫做“五零后”。现在“五零后”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概除了党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以外,在基本上省部级以下的“五零后”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所以说“五零后”是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一批人。我成长的经历基本上是这样的,我初中仅仅读了一年,然后搞了两年的运动,就停课闹革命,基本上不上课,成天写大字报,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闹。

 

那时中学毕业,即将下乡,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那个年代照个照片都很困难。我身上佩戴的这个枪盒子里面是没有枪的,这是用来吓唬人的,其实就只是一个枪套。这是我们当时很崇拜的当代英雄的形象,当时我们崇拜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去投身革命,向着八路军、红军这样的人生道路、人生信仰而不懈奋斗,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普遍的流行风尚。

 

这个照片是我下农村时当知青时住的地方。很多年以后我又回去过一次,其他工地上面的房子都已经拆掉了,这是最后留下来的一栋,但是我把这个照片拍完之后,过了几年,连这栋房子也被拆掉了。所以这个照片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比较珍贵的。照片里的房子我也住过,它当时建在一个草场上,这里的5000多亩茶园是我们自己开垦出来的,那时劳动非常辛苦。

 

这个照片是我当时每天都要去游泳的一个水塘,我们经常在这里面练习跳水。我们从这块石头上起跳,再往下俯冲,我们跳水又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跳水的姿态也不是很好看。我们当时戏称其为“跳冰棍儿”,什么叫跳冰棍儿呢?就是跳起来,直筒筒地脚朝下,“砰”地一声跳下去,这是最简单的姿势,就叫“跳冰棍”。水塘里面有一个平时不存水用木头庄子塞住用来保持水位的地方,曾经有一位同学跳水的时候,不知道下面有个木桩子,“砰砰”一声跳下去,不幸把头砸出了裂缝,血淋淋的,就发生在照片里的地方。

 

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集镇,叫做汨罗县长乐镇?现在这个镇因为它的甜酒而颇有名气,长乐甜酒现在至少是风靡全省,长沙的很多超市里也在卖长乐甜酒。这张照片里是一个老街,这个街在几年前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现在因为建设旅游,又在做一些仿古的建筑,想恢复了当年的面貌。照片里的这些店铺,都还是当年民国时期的一些建筑,这里的街道也是老街道。现在我们去可以基本上能看到照片里的风貌,这几年恢复原貌的工作还做得不错。

 

这张照片里我住的一个地方,是在长岭的一个村子。在遍地都是“大地”的人民公社时期,它叫做长岭大队。这个中间的窗户里就是我曾经住的地方。这栋房子旁边还有个窗户,相当于是我的邻居住的地方。我有一个作品叫做《爸爸爸》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听说过。有些朋友可能知道,里面的男一号是个傻子,叫做丙崽。这个丙崽长到十几岁了还是一个侏儒,还是一个小孩子的个头,并且还不会说话,他就会说两句话。一见到男人就叫爸爸,他的妈妈很生气,你见男人都叫爸爸,那我算什么?于是他妈妈就老打他,他妈妈一打他,这小孩儿就生气,生气之后就骂娘,对着他妈妈骂娘。所以他一辈子就两句话,不是叫爸爸就是骂娘。所以这也就成了《爸爸爸》里面一个经典的对话,也是这个人物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语言标志,他一辈子就两句话。他就住在我旁边。他的原名叫做用湖南话叫丙郎子,我在小说里面把他叫做丙崽,其实这都是一个意思,名字都没有改,他本身就是小说里面人物的原型。所以有时候有人评论说《爸爸爸》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神话、预言,我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也是写实主义,因为这个人就是原型,我就是按照这个人基本的样子进行刻画的,他是啥样我的作品就是啥样。这个人就是我的邻居,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30多岁的时候,据说他还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去世的。后来她母亲现在是否还健在,我也没有确切的消息,我离开这里之后隔了几年他母亲也离开了这个地方。反正他们给我深刻的印象就是母子的关系,最后也成为了我这个作品里面一个主要人物关系。

 

这是我当时的照片,晒得黑黑的像个非洲人,那时候不黑也不现实,天天要劳作,要干农活。这就是我刚刚那个照片的正面。这一扇门里面就是我住的房子,这一张门现在被堵上了,这就是那个丙崽住的房子。那个时候没有电灯,都是用油灯。这个人是我当时在汨罗了一个农友,他只读了一个小学,就开始写剧本和小说,他叫甘泽文,是我在汨罗来往比较多的一个农民朋友,也是一个农民作家。他告诉我一个办法:“你要写作,到了夏天就要准备一个大水桶,装满水,然后把你的两只脚放在水桶里面。第一凉快,第二不用怕被蚊子咬,用水淹没了你的双腿以后,蚊子咬不着。第三,你的两只脚在水桶里面很凉快。”这个就是老甘教我的,我们那个时候白天要劳动,晚上要写作,而且没电灯和电扇,更没有空调,怎么解决这个避暑和防御蚊子的问题呢?这时候有很多的土办法。

 

这是我当时读过的一些书。大概在文化革命的晚期,对文化有一些小小的开放。这是上海出版社已经开始出版了一些我们当时唯一的观察外国文学和外国思潮的一些文艺窗口这方面的杂志,叫做《摘艺》,就是上海出版社在文革后期出版的。就我当时好多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在这个杂志上读到的。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在中国还不是很开放。虽然是个小小的窗口,但是已经有一些开放的信息在里面了。当时中国美国准备开始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个时候开始有一点点开放的气息。

 

所以说,根据我的经历我是没有读过很多书,起步比较晚而且基本处于自学的状态。我们那个时候能够读的书很少,很多书基本上都是借着读,朋友那里有一本就借过来读,得到哪一本就读哪一本,没有什么计划性,但是读的如饥似渴。因为那个时候书少,物以稀为贵,书越少,读得越来劲。现在我们的书可能太多了,我看连我走进高中生的教室要找个人是很困难的,每个高中书的桌子上堆的书都是满满当当的,像山一样。如果那个年代书太多了,可能我们读书也会很厌烦。在我的青年时代里,书是很难找到的,找到了之后就特别珍贵,大家读书的兴致特别高。所以说,一个作家从走上写作的道路,有时候完全可以走自学的道路。所以我鼓励很多理科生:“你们理科生也要懂一点文学,最好还是懂一点文学,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基本的修养。”有人说:“我们读的是理科。”我说:“读理科不要紧,你可以通过自学,人文学科都是以自学的。”那么这个自学里面,我觉得有三点是特别重要,值得提起重视的。

 

一是感受与积累。可能在校园里面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不过在校园里面也应该有一些感受。我们的校园生活,包括青春的少年少女的生活也是一种感受,但是可能狭窄一点。但是需要更丰厚更广阔的生活的积累,这在古人口中就叫做“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光是旅游,而是意味着我们要有一种广阔的生命生活的社会实践,来唤起我们的感受。重点是我们要在校外的社会,要在走上社会道路之后完成这种实践。

 

二是学养的积累,要读万卷书。你一定要读,你不读的话你就会知之甚少,你以为自我独立地发现的一个题材,甚至写出来,可是人家会告诉你说:“别写了,这个人家以前早就写过了。”那我们不是白吃亏了吗?从技术上来说,至少你需要知道一个文学大观园里面有什么东西,或者是包含的基本原理。如果我们要写作的话,至少我们要知道前人走过什么路,已经有过什么成果。我们要在前面人的肩膀上面起跳的话,我们至少要知道肩膀在哪里,更不要谈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的话,我们则需要各方面的修养、知识的积累。

 

当然,第三点就是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的写作实践。这个东西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所以有青年作家问我说:“韩先生,你能说一说怎样提高我的写作水平吗?”我说:“第一是写,第二是写,第三还是写。你得写呀,你不写怎么能够提高呢?”知识如何才能变成能力呢?有很多知识不一定和有很大能力相匹配。比方我们说很多人可以谈足球、游泳,谈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但是可能他游泳时一下水就淹死了,这是无用的。你当个游泳理论教练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你必须得游。你最好是能够在实践和理论方面,两条腿都比较强健。这样的话,这样才是相得益彰的。所以说,西方有个概念,叫做有机知识分子,即organic intellectuals。什么叫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就是要知行合一,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能够面对社会公众的很的难题开展积极的思考。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反面就是我们说的书呆子。有些人的书读的不可谓少,学历不可谓低,但是他的实践能力和实践经验欠缺的话,就可能变成一个像鲁迅先生交代后人千万不要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鲁迅先生最担心青年人成为空头文学家,就是教育我们不要总是头头是道地说,还要有实践。我们要有写作的实践,这个特别重要。我们的青年人最好是读一读,写一写,写一写,读一读,在这个反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实践、能力和知识就能变成我们的血肉的一部分,成为真正为我们所用的一种文化能量的积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这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写文章要熟能生巧。

 

这张照片里面的这位老先生已经去世了,叫做陆文夫,他是原江苏省作协主席。他就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并没有上过大学。他呢,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美食家》。他这个人,特别好品味美食,他是苏州人,众所周知苏州人对持特别讲究,比我们湖南讲究。我们湖南人吃口味太重,我们吃辣椒,总是红辣椒炒青辣椒,再抓一把干辣椒。苏州人则吃得特别精细,特别是他本人深有体会,他的感受积累完全足够,所以说他写这个《美食家》的时候如鱼得水,写得非常丰满、好看。后来世界上很多烹饪协会开会还专门请他去,注意不是文学方面的会议,而是实打实的烹饪大会。

 

这个在吃东西的是莫言先生,这个形象还是比较好看的。当时我们在一起开会,在机场候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农家的孩子,当然他后来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拿了硕士文凭。但实际上,他出书了很久以后,他已经是著名作家以后,别的院校也是授予了一个文凭给他。这个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年轻的,虽然算不上小鲜肉。这位是张炜,山东省作家协会的现任主席,他和莫言都是高产作家。和他们比,我自愧不如。张炜有一部小说叫做《你在高原》,获得我们中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那本书,仅仅是里面的内容大概就是500多万字,全套书买下来满满装了一箱。他就送了我一箱《你在高原》。就后来我和他开玩笑说:“你就是存心不让读者读这一本书呀,这一箱子书你让谁读呀。”据说他的五个责任编辑为这本书做校订时,每个责任编辑都只读了一部分。那么当年的茅盾文学奖评委大约有40多个人,他们在20天内把这个评奖完成了。所以后来许多网友质疑说:“你们评委投了票评了奖,但是你们评委谁敢承认自己读完过这本书?”没有一个评委敢承认,连他的五个责任编辑都只读了其中的一部分。他这一箱书,想要读真的是有些“难以下手”,所以说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世界上这种长篇小说真正读完了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个是张炜他自己,第二个是他姐,因为他姐会电脑给他打稿子。张炜自己不会用电脑打稿子,张炜写稿子之后交给他姐帮他输入电脑,所以他姐是完全读完过的。”当然这只是开玩笑。所以说张炜他自己也开玩笑说:“世界上的这部长篇小说两个最完整的读者就是我和我姐。”

 

莫言的作品当然也很高产,翻译成他国文字的也很多,所以有时候莫言也生气,别人总是说:“莫言哎呀他写的东西太脏了太烂了,暴力呀什么这些东西太……”但你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他也是作品被翻译成外国文字版本最多的一个作家。张炜是一个大专生,他的学历并不高。莫言是一个农家的孩子,最开始写作的时候,他看到的县文化馆的人吃饺子,他就说:“我以后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天天吃上饺子。”那个文化馆的人说:“那你好好写吧,以后调到我们文化馆来可以天天吃饺子。”这就是莫言最开始的写作动力,就是为了要吃上饺子。

 

照片里的这位是李锐,他是一个山西的作家,曾经称他为最接近于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评委叫马悦然,他特别喜欢李锐的作品,他亲自翻译,把他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并且翻译了三本。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里面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先生的这么赏识他,所以两岸各地的报道都揣测这个李锐先生肯定是要得诺贝尔奖的,没有莫言先生什么事儿。但是后来莫言获了奖,李锐先生由于他身体不太好,这几年写得稍微少了一点。当然李锐先生的学历也不是很高。

 

当然也有很多高学历的像这个方方,现在都是老婆婆的样子了,她是武汉大学毕业的。而且现在有更多的作家是硕士博士毕业的,学历高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湖南的一个作家叫做残雪,她有些特殊,她是小学毕业,连中学都没读过。原先我家是在长沙的银盆岭,就是在河西,我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发表这些作品了,所以我的邻居就告诉我,他说:“老韩你是一个作家,我们这里还一个作家嘞!”我说:“谁呀?”他说:“就住在你家对面那栋楼的有一个裁缝,她天天都在写。”我说:“是吗?那她叫什么名字啊。”他说:“姓邓,叫邓裁缝。”她的本名就姓邓,叫邓小华。她哥叫邓晓芒,现在是华中科大的哲学教授。但是我只知道她是一个裁缝,后来因为过了几天,我们那个邻居就把那个残雪的作品密密麻麻写在一个练习本上给我看,当时那天晚上看了我很震惊,因为那个小说啊写得让人起鸡皮疙瘩、发麻、恶心、想吐,它不是恐怖小说,但她写得脏,写得丑恶,最丑恶的汉字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不是我们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有时候恰恰是心灵鸡汤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不知道汉字可以写出那么丑恶的东西、形象、事物,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被限制了想象力,所以那天晚上我特别震惊。后来我的一个大学的同学,当时在长沙市文联做主编,我告诉他我见到过一个奇人,居然可以用汉字把小说写的这样令人震惊我觉得至少是一种勇敢的尝试,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国外有很多被称为现代主义先锋小说,隐约知道一点,但是中国的作家有这样的情况我是第一次见到。所以我把她的作品推荐给别人,让别人读一下,他们同样震惊了,他们也惊讶于她写小说的手法。然后在我们很多人的怂恿之下,在长沙市文联的一家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笔名为“残雪”的女裁缝的这个短篇小说,一下子震惊全国。后来北京的很多杂志,如《十月杂志》、《中国作家杂志》等都纷纷向她约稿,于是她的短篇中篇等作品都喷涌而出,出现了一个叫残雪现象,就是噩梦式的小说,然后全世界出现了很多她的粉丝,俄国、英国、德国、日本都有她的读者,读者群内部大多数也是女性,也可以说是中年女性,甚至说那些小说的翻译者在气质上都很像她这个作者本人,就是都是这样的人:一种性格上内向,甚至有时候有点神经质,有些孤僻,但是她的个性非常坚硬、尖锐。她有很多世界上的铁粉,我有一次带一位法国的汉学家到长沙,那个老外就想采访一下残雪。但谁也不知道残雪住在什么地方,她非常神秘,也不告诉别人她的电话,住址也不向外面透露,像一个幽灵一样隐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后来我们通过一位作家朋友找到了她,我们说:“残雪,有一个法国的汉学家想找你。”她说:“他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个汉学家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残雪说:“不见,我只接见那些专门研究残雪的。”这个带有一点段子的味道。但是这也可见她在这个成名、出道之后也变得特别高傲,有些瞧不起中国作家,所以她有几次发言把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得罪了。她曾经说这些作家根本不懂怎么写小说。她又对几位十分捧她的男评论家评价很低。把那些男评论家也得罪了。她把所有的作家、男评论家都得罪了,但是她哥哥们坚决的捍卫她,其中一个就是在华中科大做哲学研究的哥哥,她还有另外一个哥给她写评论,为她辩护,这也是一段文坛的佳话。现在她基本上还停留在这个状态上,我也不太懂她,三十年四十年过去了,她的风格没有发生变化,她的很多作品仍然不能为大部分读者所接受。因为她的小说大部分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写得令人恶心,但就是有一批铁粉,就喜欢她和他的作品。

 

后来我到武汉大学,就在那个我们女生都很喜欢的樱花大道,当时我在我们的母校在师大毕业,其实我的很多功课都很优秀,我的文艺理论打了一百分,我的古典文学都是高分,但是我最差的、最丢人的是外语,我们那时公共外语水平很低的,我的外语都是靠有一个小小的舞弊才勉强混混过关。这是我在师大的一个极大的耻辱。后来工作以后我决定要弥补这个遗憾,我就回到我们师大的外语系来听课,也不交钱就去蹭课,蹭完了大学英语课。我们现在的校长叫蒋洪新,蒋校长那时候就当老师了,就是外语系的老师,我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蹭过他的课。后来为了把我的英文进一步地巩固好,我又去了武汉大学蹭课,武汉大学的这个英文系就在这个樱花大道上,我尽在这里进修的英语。这张照片里是湖师大的同学,当时我们一个组。

 

我们这个组后来有不少从政人士,这位是吴继海,他当过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照片最下面这位是吕焕斌,他现在是湖南广电的党委书记。他旁边的这位是范小新,他是长沙市政协主席,也长沙市委的组织部长。这位是李平,他是郴州市常务副市长,后来又担任了郴州市的政协主席,现在还在任还没退休。但是从照片中我们大家都能看出当时是男生比较多的,女生简直就是宝贝,是特别受宠的。现在颠倒过来了,现在男女比例可能是大大的失调。这是开玩笑的话,其实根据女生的某种心理的特点来说,可能更接近文学一点,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理解。

 

这张照片里的是我的当时的一些朋友,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就是刚才我说的在毕业以后在长沙市文联某杂志的主编,他发表了残雪的成名作。这位个是后来当过湖南省作协主席,他叫谭谈,原本是个煤矿工人。这位是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他叫莫应丰,可惜英年早逝,五十出头就死于癌症。第一届茅盾奖全国五个人获奖,我们湖南占两个。那时候湖南很厉害,被称做文学大省。按茅盾奖来说,2/5就被我们湖南人囊括了。

 

1985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后来因为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个关于寻根文学的一个讨论。其实我当时是针对文革中的一种很激进的文化思潮,叫做横扫四旧。“横扫”就是指要把旧的传统的文化的习俗的什么东西统统地打掉,从孔夫子开始打掉。所以说当时是要建立完全革命化的新文化,这是一种很激进的文化市场,是我所不满意的。文革以后又有一种同样激进的思潮,叫做全盘西化,就是指我们中国什么都不行,同样是要把中国旧的、传统的旧文化习俗统统打掉。前后这两种激进思想,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文化激进的态度上是同样的,所以因为当时对其很不满意,我写了一篇文章。我提出说,这个文学的根是割不断的,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要继承和利用民族文化传统的资源。

 

我们要学习西方并没有错,但是学习等于模仿。模仿是没有出息的,模仿西方本身也被西方人所瞧不起,包括我们中国人穿西装出去,这一度是西方人最喜欢嘲笑的一个点。因为中国人穿西装的历史短,西装里蕴含的那种西方文化我们不是太熟悉,所以我们穿西装老是穿的有点别扭、不自然。所以说我很少穿西装,我不想被西方人嘲笑,如果你穿了一件和他不同的衣服,西方人就没法子说,但你穿西装西方人可以挑剔你,以前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在西方的这个城市大街上,凡是穿着西装的长长的一队人马,就像乡下人进城的那种场景,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西方,但是不一定要模仿,我们要创造,并且在我们创造的时候,既要利用西方的文化遗产资源,也要利用本土的文化的遗产资源,进而去创造新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照搬古人也好,照搬外国人也罢,都是没有出息的,这就是寻根文学当时的我的主要的主张,但是我当时我是千夫所指,是人民公敌,我在文学界基本上是被彻底孤立的一个人。骂过我的作家评论的太多了,现在我都不想提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你们都十分熟悉,直到现在他们贴在我身上的标签我甩都甩不掉。

 

“中国文化传统这个大毒根我们割断都来不及,他寻什么寻啊!”这是当时我们文化界主流的声音。在座各位真的无法想象当时情景,比如在这个时代于丹讲论语可以讲得风生水起,你们也可以类比近几年易中天讲三国,最后老教授讲成了明星。那个时候我就像他们一样“出名”,凡是提到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吸收的话,它就是人民公敌,基本上处于这种情况。易中天也好,于丹也罢,如果是早20年出现的话,也会被唾沫星子淹死。但是后来二十年,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现在寻根好像都进入了文学史,也经常作为一个正面的概念进入大家的认知体系。大中小学的课本上也总是说,韩先生提出寻根文学,当时的背景如何,对文坛有什么影响……但上溯三十年可不是这样的,当时处于一种千夫所指的被唾骂一种状态。

 

那这三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唯一的变化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在30年前,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心降到了最低谷,当时我们觉得中国人什么都不行,甚至包括语言文字都逊于他国。我们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读书杂志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长文,就说汉语汉文这是世界上最堕落的、最腐朽的语言,那时候一个很高档的知识类杂志的头版头条,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这个不是要灭我们中文系我们文学院的祖坟吗?其意图甚至都是想灭绝汉语、汉文。可是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是我们文化自信最低谷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的一些东西就是拿不上台面。但是30年以后因为中国的经济的持续增长,现在我们中国的青年孩子初到国外,发现这个外国青年朋友的手机可能也没有我们自己的手机好,他们的电脑可能也没有我们的电脑的配置高,他们能开车我也能开车,甚至我们有些官二代富二代这孩子出去了以后,觉得西方的孩子过得有些穷,他们还打工,我们中国很多官二代富二代的出去了以后花天酒地。所以说就是经济的发展就带来我们某些心态的一些变化。原来台湾有位大学者叫钱穆先生,他是特别热爱中国文化。但是他说:“讨论中西文化的比较现在根本不是时候。”他很多年前就这么说,他说:“一定要等到中西的经济发展差距大体已经弥合差不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客观、理性地来讨论东西文化的比较问题。”我非常赞同钱穆先生的说法。在30年前,我们的讨论基本上都是情绪化的,所以我在那时候被千夫所指,被视为人民公敌,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十年以后,这种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我的观点。甚至就连钱穆先生的观点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但是至少都好多了,我们没有那么情绪化了。我们可以慢慢讨论中西方文化的长短优劣,可以不带很多的情绪在来讨论的,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打过一个比方:我们吸收外国文化营养,但是要长成我们自己的样子,我们吃了牛肉不是要变成牛,我们吃了猪肉更不是要长成猪,我们最后要把它变成人的一部分。这是我当年的报告,后来被荷兰改编成一部音乐剧,这是其中一张剧照。你看这就是我的邻居,视频就是这个样子。整个音乐剧的音乐,我后来听了一下,完全不是中国音乐,是用的朝鲜、韩国的音乐,这个所以说我当时我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感觉上是特别奇怪:真真的是我写的作品吗?好像这部作品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做过一些翻译,像《米兰昆德拉的名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

 

其实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当我正式提出“寻根”的时候,我在正在武汉大学进修英文的。而且后来我也在不断翻译外国文学,怎么能说我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人呢?所以说,很多人总之这样认为:好像我们尊重本土的传统,我们就必须抵制外国文化。这都是一种很错误且很糊涂的看法。

 

我曾经说过我的一个观点:我们为了认识A有时候要更多地知道B,比方说我们要了解女人,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男人,你不了解男人的话,你怎么去了解女人呢?我们要了解北方,一定要了解南方,没有南方做比较的话,我们怎么去谈论北方?所以说世间万物并非是非此即彼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二元模式,希望在我们的青年朋友也要避免这种无谓的争论、抬杠。所谓的你是国粹派,而他是崇洋派,这种说法都太过于不成熟了。这也不是我们大学生应有的水平,我们大学生讨论问题不应该是这样讨论,至少不能这么简单。

 

后来88年我去了海南,那时候我大概35岁,这张照片上就是我在海南认识的朋友,这位就是著名的电视投资人何立伟。我去年还请他到我们中文系来讲课的,还做过我们硕导论文的答辩主题。这张照片里是两位编辑朋友,这是我在海南办过的杂志,这本杂志花花绿绿的,看上去很俗气,因为当时印刷技术有所欠缺,当时这个的发行量是120万份,我在国外提到这些数字,我说:“more than one million。”都把西方人吓得两眼圆睁。一百多万份的杂志在外国人眼里是个天文数字,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外的国家都是很小的国家。比如法国,只有5000万人口,还没湖南省的人口多,俄国大概是七八千万人口,也就和我们湖南差不多。在欧洲更多的国家是小国,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丹麦,仅仅400万人口,比我们长沙市的人口还少。再比如瑞典,瑞典拥有九百万人口,按人口和土地也就是我们一个地区大小,顶多就是一个地级市的容量。所以人们常说西方的都是小语种、小国家、小民族,除了美国大一点。所以说他们在我们中国做出版,甚至在我们中国做作家,都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We are lucky!为什么?因为我们有13亿人的巨大的市场。当时我当杂志主编的时候,我给我的编辑队伍做动员报告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中国有多少人你们知道吗?”他们说:“13亿。”我说:“知道,每人赚他一分钱是多少钱,你知道吗?十三亿分钱,想想是多少钱?这个条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我们做中国的出版人,我们有巨大的市场来为我们做依托,我们是何其幸运。”我们中国的作家有时候也是被这个市场宠爱的,现在中国的有些作家,甚至包括有些艺人,被人诟病很多:架子又大,这个艺德又不好。我觉得究其原因就是市场问题,因为他有庞大的市场宠着他,很多国家的文人艺人都是很清贫的,他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他怎么活?你看世界上有个很小的国家叫冰岛,30万人口,比我们的湖南的一般的县都要小不少,人口更加少,但是他有冰岛语,一种和任何国家语言都不一样的冰岛语,所以在冰岛当一个作家,你说他怎么活?你的书卖给谁看?你的市场有多大?所以冰岛的那些作家都是很谦卑的,因为他们是社会里面的穷人,我们文学界可能很尊敬他。也许他的确写得不错,但是他是一个穷人,他在冰岛这个地方他没办法赚很多钱。冰岛语就三十万人口在使用,市场是狭小有限的,你要知道西方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这种情况。中国的13亿的市场所造成了一些特殊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很多的作家可以活得十分滋润,我们的有一些艺人也可以无视艺德,完全是被市场宠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既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坏事,你像台湾那个电视剧,八十年代的时候台湾的言情电视剧风行两岸三地。那个时候最红的女作家是琼瑶,那时“言情风”风靡大陆,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那个时候还没有“哈韩”、“哈日”的说法。我们再看看现在的台湾电视剧和电影的市场,明显缩水不少,就是因为现在大陆的文化产业逐渐有了体系,有相当一部分观众的目光从港台转到了内地。很多港台艺人都要和大陆合作。合作是什么?有时候他们只是假惺惺地爱一下中国,他们真正偏向的是庞大的大陆市场,这才是硬道理,你在港台的地方市场太小了,养不活广大的传媒人。由此也可以类比到我们作家身上来,有时候作家会遇到一些情况,比方说我们大家说有时候头脑清醒一点,但是中国作家有一些牛气得不得了,写了几本畅销书,一下子发了财,进了排行榜,这的确可以算是你的成就,但是有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写得多好,因为这个庞大的市场往往能够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回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对这种回报保持一种清醒认知的话,有时候我们的飘飘然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后来我编过这个杂志叫《天涯》,这部杂志在知识界的口碑还不错,甚至有一段时间,有人说是北有《读书》南有《天涯》。部杂志的封面非常素净,我们一看就知道,它不是面向大众的,我们是面向知识界、高雅人士、精英……其实我后来都知道,我们这种杂志的读者也不完全是高学历的人,我们的读者群体里也有很多纺织女工、铁路员工甚至是和尚。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我接到过九华山的和尚给我写的信,信上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杂志,你们虽然没有谈到,一个字都没有谈到佛,但你们的精神就是佛的精神。”他很认同我们,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这本杂志最多发行到三万,现在还在办,可能现在也就是一万左右,有点…可怜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像这种杂志是不可能畅销的。但是我大胆地定了一个目标——三万,我们争取做到三万,但是现在看来也还是有困难。

 

这张照片里是我的一些作品,一些封面,这是马嘉斯利安所翻译出去的,共翻译成了三个英译本。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的英译本。顺便讲一点知识:在西方,凡是大学出版社这种学术机构出版的一般都是很小众的,发行量很小,他们一般都会出精装本,这个时候就证明是这个书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发行。但这两本就是商业出版的了,发行量就比较大了,但一般只出平装本,凡是进入商业市场的作品就开始出平装本。这张图片是当时一些报纸的评论,我在法国获过的他们的一个奖。

 

我经常和作者朋友说:“写作啊,上要凿天,下要凿地。”上要凿天就是说我们要换个眼界走出去,你不能是井底之蛙,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文学的情况,甚至政治经济的状况,你要有这种关怀,你的关怀的半径要足够的大,因此是“上要凿天”。你要遵循用人类最优秀的成果,知识成果来武装你自己。你别看了几篇小说、几首诗你就开始想当作家,这个储备量太不足了。“下要凿地”就是指你们要扎根在我们社会这个深厚的土壤,即最基层的生活的感受、经验、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从最基层开始慢慢体会,这样才符合文化的流程。你要了解这样的文化流程,最终把它们变成你的血液,你要了解他们。刚才岳老师说我生在湖南长在湖南,但我现在有半年在海南,又有半年在湖南。我在湖南蹲在一个乡下,叫汨罗市八景乡。八景乡在汨罗那里被称作“汨罗的西藏”,就是汨罗人都觉得很偏僻的地方。我蹲在那里干嘛?下要凿地呀!做一个作家我要一竿子插到最底的地方,我要知道最广袤最底层的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我要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对于他们的语言、日常生活甚至是生老病死的状态我都要有最直接的感受和观察。所以如果是“上不凿天,下不凿地”作者就是一个空头文学家,是挂在半空中的文学家,我想他的创造力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张照片里就是我住的地方,从2000年开始我就在这里住下了,我记得到今年是第19个半年。我前几天跟我老伴商量,明年我要请当地的老百姓吃顿饭,我说:“我老韩在这里呆了20个半年了,我要庆祝一下。”这个东西和腐败没关系,我告诉老伴说:“不能让老乡送礼,每个人就带个嘴来吃饭。我要把在乡下结交的朋友,无论年老年少,无论职业如何,全部都请过来。”我算了下预算是一万多块钱,明年我要请他们吃饭,好朋友见一见面。我和那些老乡关系真的都挺好,在座的各位我也欢迎你们来,你们带张嘴去就行了。每年我是春天四月清明节以后就到这个地方去了。如果我不愿意在家做饭的话,几乎半个月不开火,到处有人请我吃饭。我跟大家相处得很好。我跟我老伴算说过,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家里没买过肉,也没买过鱼,。都是好像谁杀了猪就会送我一块,打了鱼也会送我一条,我家里冰箱里从来不缺这些东西。鸡蛋和鸡是我们自己养的,所以说我们家再种点花和菜就行了。所以说我和老乡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非常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也曾经在这里当过知青,我可以讲他们的本地话,我说汨罗话想必你们也听不懂。《马腔词典》就是以汨罗方言为背景的。我可以讲一口地道的汨罗话和老百姓毫无障碍地交流。但是也不是和他们纯粹的客气,客气反而见外,你要是客气他还敢去骂人。乡下的这些朴实民众,你跟他们打架的话,你客气那明显就会占下风。

 

这张图片是从我家的窗口看出去的一个景象,山是有很多层次的,就像水墨画。原来我以为中国的水墨画特别的神奇,很多外国人也觉得很神奇,也会用“写意”、“抽象”等各种概念来描写描绘中国的水墨画。我到乡下一看,完全是写实,乡下的山水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什么抽象啊?有什么写意啊?这张照片是我在乡下种的花菜,这张是走门串户和老乡们聊天,因为乡下现在有好多老人,很多青壮年到城里打工去了,在家留守的老人很孤单,你去跟他聊天他们会十分高兴,尤其你带一包好烟去,给老人递两根烟,让老头子高兴了,他跟你聊大半天,但是乡下也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说,有的老人是不善言辞的。但是一个村子总有那么一两个语言天才,有些乡下人特别能说,你讲一些歪道理根本讲不过他,他们都是些语言天才,所以和那些人打交道我都会特别注意他们的语言特点,我也会思考我为什么讲不过他们。他们一定有特别的方法和技巧。我们学语言的都应该有这种敏感,是虽然大部分人不善于表达,但是也有语言天才。

 

这张照片里是我家的水库,我家里出门就是水,所以我天天在这个水库里游泳是一个小时,我和我老伴一人挂一个救生衣,因为水很深呐,我怕总是万一有危险。这张照片是我帮村里买米修路,我们帮乡下人要讲究方法。比方说,在这个村子里,刚成立了修路小组,我出几千块钱买炸药,其他的出可以让乡下人自己出,当把这个路基盖起来了,我再给钱。这就让他们本地人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我们扶贫总是“输血”也不行,要调动他们本身的积极性,让他们出劳动力,我可以出一些资金。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活力,都要有定力。解释一下活力:我们每个人要有旺盛的学习兴趣。今天上午我和严教授探讨了这个问题,我说:“我特别反对两种学习态度。”一种是应试,这种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考了文凭以后只是就变得毫无用处。这种学习态度我觉得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第二种是消费。他学到知识以后,不是认真去解决什么问题,他是听了一些高雅的或者低俗的是为了“装饰”自己,用粗俗的话来说是为了装逼,不分场合地去炫耀自己,这就是一种消费。甚至有些人是把学习八卦化。我们在手机看到一些明星的轶闻:有没有离婚啊?有没有恋爱啊?有没有犯罪啊?这叫学习吗?这种学习态度我觉得也不可取。一种是应试,一种是消费,这都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与其这样学,不如不学,把这个时间腾出来干点正事吧!,哪怕是去做一些特别简单的体力劳动,可能还有一点实际的收获。

 

真正的学习就要好好地学,真正的学习要有学习的兴趣。我们要爱好我们学的东西,如果我们是学文学的话,要真正地爱文学,要有丰富的现实感受,你不能是个木头人。要有不断革新的野心,要有挑战潮流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有时候要有这种勇气。我们有个著名的作者叫张承志,他跟我说:“艺术就是一个人反对,对抗全世界。”这个话说得很有水平,虽然有一点极端,有一点夸张,但是我觉得里面的某种勇气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是我们的要去增长的。我们也有学习我们的文学里面大概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有一种我们叫做现实主义。如果我们不看文学作品,我们先看这幅画,像这样的画,我们一般都叫现实主义的绘画——非常清晰逼真。但也有这种画,这是毕加索的代表作之一。我们通常会在文学史上把它叫做现代主义或者先锋艺术,他们通常会出现变形、夸张甚至怪诞。所以说我们在艺术形式上修养的胃口要宽一点,我们要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艺术和文学,也有那样的艺术和文学。当然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中间有一种写实和写意的互补的文学现象。艺术经常在是与不是之间,比如一件艺术品,我觉得很写实,同时也很写意。比如四川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画作,现在很多考古人员考证说是这是一种波斯的艺术,由此推出三星堆的人可能原来是来自波斯的人,这也是没有定论的。甚至有人怀疑三星堆人来自欧洲,因为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只有这些出土文物,没有文字所以现在没办法辨别三星堆的这些先民来自哪里,他们为何会有这样的艺术品,这是在中国的艺术的遗产里面非常特殊的一种。他的这种大鼻子,这种大眼睛有点像欧洲人。我们中国人的特点都是眼睛小,有些眯眯眼。现在美国人对中国人很烦,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觉得中国的经济抢了他们的饭碗,现在美国人嘲笑中国人,最流行的动作就是眯眼睛,只要他做这个动作就知道他在骂中国人了,说中国人都是小眼睛,我们经常把这个洋人叫做这个大鼻子是吧?大鼻子就是我们经常骂这些老外。当然排外主义是不对的,但是在愤怒的情况下,有些话会脱口而出。现在西方人对中国人讨厌的时候就脱口而出眯眯眼。所以有些考古学家就怀疑三星堆人是来自欧洲。

 

我们要关心科技和时代的发展。最近中央电视台做过三次人机比赛写诗,每次由现场一百来个评委来判断人机写诗哪一首是机器的,因为比赛是匿名的,如果辨别出来了,那就算机器失败了,如果没有辨别出来,那就说明这台机器已经蒙混过去了,那就算这台人工智能机器成功。三次比赛,机器人都成功了,都混过去了。在这些诗人的作品里面根本没办法辨别出哪一首是机器人写出来的。这说明什么问题,这对我们文院的中文系学生都提供了一个极大的警号,就是将来我们一般的小说、散文、诗歌乃至评论理论,都可能由机器人所取代。就是智能机器人已经到了可以写诗的地步了。现在你写诗,如果还停留在一个叫简单的层次,它完全就可以胜任了,它就可以以假乱真了。尤其有一次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学院,对学外语的说:“你们知道人工翻译到什么程度吗?你们这里有多少同学在关注这样的新闻?同学们啊,你们要警惕,你们的‘杀手’和‘克星’来了知道吗?你们都是学外语专业的,你们知道现在的人工智能翻译突飞猛进到什么程度了吗?”前几年人工智能翻译不是很可怕,因为翻译出来都是七七八八那种译文,现在它由于算法的改进,已经大大的进步了。现在我们的口语很多的这个都会用翻译机,一个中国的产品叫讯飞,讯飞翻译机已经在打广告,买一个可以有三四十种的即时语言翻译,就是你以后出去旅游,甚至是商业谈判,就是有一个小盒子就够了,也很方便。还有更多的像谷歌翻译,像很多中国公司在做的翻译机,像百度在做的人工智能翻译都在突飞猛进。以前我们总说英文机器人比较呆板,如果我们说you are a pig.”那机器人可能翻译成“你是一头猪”,现在机器人已经聪明了,他不这么翻译了,you are a pig.”翻译成“你真傻”,他知道意译,在这个“猪”的含义已经根据具体的语境它会自动的转换,而且转换得更合理。人工机器已经越来越聪明了,它的样本量越来越大,算法越来越精进,将来对我们文科有极大的威胁,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相信我们作家以后可能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基本上要丢掉饭碗,我想大约就在三十年之内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可能没这样快,也许我稍微估计得激进了点,也许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可能到那时候,那真的是大部分作家要丢掉饭碗,可能那时候机器人比我们一般作家要做得好一点,更快一点。写诗,机器人可以一秒钟出一千首,你出一个题目,他给你出一千首,而且每首看起来都还不错。你说这个时候诗人还不吐血跳楼吗?怎么办呐,对不对?翻译,这就引申出了我们即将面临的大的问题,那么多学外语的,包括我们湖南师大外院的这些孩子们,要想一想将来你们要做什么。一般的商务翻译、旅游翻译、公务翻译、金融翻译基本上机器人可以搞定。现在最难搞定的是文学翻译,所以对我们文学系来说是一个加分项。因为文学翻译太复杂了,它一般的机器人搞不定。文学翻译是机器人最后的一个“克星”。文学会牵涉到人的情感、思想、价值观这样的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搞定的。机器人最容易搞定的是那些重复的、常规的、逻辑化的工作。所以说我希望文科生也可以拿一些时间了解一下我们学科之外的,对于我们有关联的知识和信息,不要老是就是捧几本小说、散文,这样“营养”是不够的。

 

我们也要关心我们的社会在发生些什么,不要有一种“精英式”的傲慢,以为我们是在人间的金字塔上那些正在往上爬的注定要成功的人,这是不一定的。你以为那些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他们那里没有大学生、研究生吗?有。他们同样是有大学生研究生,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躲避人生很多灾难。我们要关心灾难的因素是什么,为了我们自己不经受,不遭遇这样灾难,为了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亲人不遭遇这样的灾难,有时候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我们需要关心些什么,我们的关怀半径不要太狭小了。不要总想着向某个刊物发表一个东西,然后拿一个学位,大概讨得一个漂亮老婆,过上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赚个几百万,有时候还出去豪华旅游一下。如果说我们中文系的同学们就是这个理想,我觉得我作为你们的校友,我有一点脸上无光。我希望我的校友都是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我们是那种特别有人类精神承担的人,因此我们要胸怀要大一点,不要太狭隘,我们要用勇气去开拓,要敢于做最不同的那个。比如北岛,当时他就是一个异类,被排挤在边缘的朦胧诗代表性人物。当时他在文坛、诗坛,也是人民公敌似的,是一个万人唾骂的诗歌的捣乱分子。多少年以后,现在他就变成了诗坛一个祖师爷级的人物,谁说起中国的新诗,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诗,不谈到北岛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是跟风,我并不是要求大家去跟风。

 

这张照片是郭敬明,对于他我不做任何评价,因为他的书我好多都没看过具体内容也不甚了解。但是最近的见到几个民营的书商,他们说郭敬明的书根本卖不动了。他说这个年轻的同辈的读者口味说变就变,书毫无缘由地卖不动了。郭敬明的旗下的两个大杂志,一个叫《最小说》,现在关门了。第二个叫《文艺风赏》也关门了,完全卖不动了。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见到的没由来地烟消云散,所以说我们不要完全地把一时的热卖、畅销、走红特别当一回事,有时候这个事说过去就过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热度就消散了。我前一两个月得到的消息,说这些杂志全部关门了,卖不下去了,这个是让我特别震惊的。再一个是王朔,他非常有名,其实也很有才华,他很多方面我还觉得很佩服他的。我当杂志主编的时候,我还给他头版头条发布他的文章,但是后来听说他吸毒,吸食摇头丸。我们很多的艺人,包括电影演员、画家,有时候实在是觉得自己才华比较枯竭的时候,他们就相信毒品可以刺激灵感等等。大家千万不要信这些,同学们,千万被骗了。王朔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最近我问到他一个的好朋友,是北京的一个作家,他说:“王硕你不知道啊,最近他老是给我打电话,一打电话就是一个多小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写的一个词,他不知道这个词合不合适,他总是和你狡辩。”比如我们说“你漂亮”,他说是“美丽”,你说“漂亮”这个词语非常恰当,他偏偏就不满意,你要选“美丽”,他又会问你为什么要选“美丽”,但最后如果你写“美丽”,他觉得那也不行。这个作家朋友就说:“王朔的脑袋真坏了,打电话就是为这些事情跟你狡辩一个半个小时甚至两小时。”所以说虽然我们社会普遍向好,但是我们社会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邪教。我们所以说谈到灵感活力以后,你要最好谈一谈“定力”,作为我们的修养的一部分,我们要有操守,每个人还是要有一个道德底线。我们这个要有一个必要的操守,有些事情不能做的你还真不能做,“高压线”不能碰,想都不能想。劳动的态度这不能变,你不要老觉得有捷径,抖点小机灵,觉得能够抱一个“大金娃娃”,千万不要有这种幻想。

 

我要说一下关于态度谦虚谨慎的问题,我在216217上课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我都认为他们比我聪明。他们的口才、构思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确很好,有时候我都很佩服。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为什么后来籍籍无名了呢?我后来发现了,他人格性格上有缺点,比方说我曾经发现一个成绩很好、头脑很灵活的同学,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听批评意见。你准备跟他提三条意见,第一条说出半条的时候,他就开始辩解,就开始跟你杠,杠得你第一条都说不完,第二条第三条也就不会说了,这是一个坏毛病。老韩这个人缺点也很多,但是我有一项优点,就是你在批评我的时候,我会慢慢听,我会更正,哪怕你前面九条都说的不靠谱,只要你最后一条说靠谱了,我就会记住这一条。但是这一条让我很受益,我觉得这样是很合算的,我一分钱都没有花,你却给我提了一个好建议,我这也算是大赚了。我绝不会在你说出第一条还只说出一半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你自我辩解,自我解释,一定要把它给杠回去。你挣的那点小面子有用吗?自私也要实惠一点,千万不要有那种小虚荣心。我们要谦虚一点,我们要多听听人家意见,哪怕他九条不靠谱,有一条说的正确,我们就要虚心地吸收,避免我们犯错误。好多作家都有这种缺点,我们有一个作家就是这样,他家里有一大堆未完成稿,每一次那个编辑跟他说你这个稿子不错,但是哪儿应该修改一下,这个作家回去就会说:“我最不喜欢改,我宁愿写新的。”他就把那篇作品丢掉,重新写一篇新的。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同样如此,这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他不愿意改这些稿子,他也不可能改这些稿子,每次他都是写新的。所以最后,他忙碌了一辈子,其实说最后是一事无成的。好的稿子有时候,尤其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改出来的。不要以为自己是个天才,不要以为人家提的意见都是对你的不理解。所以说这样一个谦虚谨慎的态度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这虽然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教训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话。再一个“扬长避短”。作家都不是全能的,每一个人都要考虑到自己的短处是什么,长处是什么。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长处,把长处发挥出来,把短处尽量地避免,这就是我们竞争中常要用到的一种策略。我们不要有些什么东西就想要尿显,有个年轻人跟我说:“韩老师你给我看个稿子吧。”我说:“好啊。”他把U盘教给我,我以为那里面有几首诗或者两篇散文,我把他往电脑里一插——U盘里四个长篇,一个明朝的,一个写唐朝的,一个写机器人的,一个写外星人的。我吓了一跳,我说:“你什么都能写呀?什么明朝的、唐朝的、机器人的、太空的都可以写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战线铺得太广,每个人都有长有短,你最好写你最好的。我给研究生上的课里,我常常说一个作家就是“车马炮”,每个作家的“车马炮”都不一样。有的作家特别擅长写老人,有的作家特别擅于写女人,有的作家特别擅于写知识分子。像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写的活灵活现。每个作家他的“车马炮”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自己的“车马炮”用好。人家的饭碗我们不要去抢。比方说有人说:“老韩你写得爱情小说太少了。”尤其女读者,有些我的女读者对我表示不满意,对我说:“老韩你写爱情写得太少了。”我说:“爱情这个东西不是我的菜,我说我这个人也没出息,一辈子就这么一个老婆,我要是离三次婚,结五次婚,可能我这个情场上摸爬滚打,翻天覆地,情史多一点,可能我会写的好一点。”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菜,不是你的菜你不要去打主意,你要把你最擅长的东西表现出来就不错了。我们世界上有很多作家,中国也有几千乃至几万个作家,哪怕每个作家写好一篇文章,写好一本书,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成就就会何其富有。我们不要自己以为是全能写手,我们的作家经常都是“单项冠军”全能写手实在罕见,几乎是没有的,甚至不可能的。比如莫言,他的某一方面,他就是有高人之处。又比如贾平凹、余华、王安忆等等,他们在某一方面有过人之处,但是他也不是全能的。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全能的标准来要求苛求一个作家。这张照片里也是我文坛的一些朋友,中间像冯骥才,这边是蒋子龙,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他们都比我要大一倍,对世界上一些事情看得也比我透彻,明年我摆宴席聚会也会邀请他们。

 

今天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知行结合。这个道理我也不用多说了,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要爬到山顶上看一看,在山顶上最能够理解,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干不了多少事情,其实我当年在216217教室读书的时候,曾经是何等的“壮志凌云”,想象这一辈子要怎么去努力,其实一晃,六十多岁就到了,干不了多少事情。我就经常跟朋友交谈说:“这一辈子我们干好一件事,或者两件事已经足矣,比如说我们要干好一两件事情都不容易的。我们要知道人的生命都是很短暂的,我们要有所坚守,我们要有定力,这并不是回到过去,既不是要回到古代,也不是要回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我们有些古人所说的话确实挺有道理的,我这里摘了两句,“守正出奇”这句话很有道理,“道术兼修”“内圣外王”这是我们古人总结出来的一些人生经验,我觉得特别受用的。经常我当过一些单位的领导,我当作协主席给大家做报告的时候,我就会讲这些东西,什么叫“道术兼修”,什么叫“内圣外王”——人其实是一个很低能的动物,我们的嗅觉听觉都比不上狗,我们的视觉是比不上鸟,我们的味觉触觉都不上很多动物,我们的生存能力,奔跑能力,搏杀能力更比不上豺狼虎豹,我们人在很多方面都是很低能的。但是人唯一的长处就是我们有文化,我们是有语言,这就说到我们文学院的饭碗了。我们因为有语言、有文化,所以我们比一般的动物高能一个档次,所以我们在那么多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了这个地球的一个主宰。其实人有很多缺点,我们又贪心又无能,但是我们幸好有文化,能够使我们的生活过得还像那么回事,还像个样子,所以我们作为人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定位和一个把握。我们的文学文化能够使我们人类更加像人类一点,更加人性、美好一点,能够或多或少做一些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要经常思考的一些问题。

 

好,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岳凯华:下面是向韩老师提问的时间。

 

女同学:今天很荣幸来听韩老师的讲座,您刚才讲述了您大致生活上的一个情况,您在汨罗十九年,每年都会回去半年,其实我看到的是一种坚守,就是您在讲座当中也有讲到的坚守,但是对于我自己以及我这一代的人来说,我现在是大四的学生也即将面临毕业,我确实也想在阅读或文学的路上走得更远,我也觉得人生的目标也不仅限于我们常说的你去跨入中产阶级,将社会当中各种迷幻的欲望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我也希望接下来的人生中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坚守可以让你走一辈子而且让你不断往返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说“立德立言,无问东西”你真正要找到自己内心情怀,特别是现在,当代的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经济大爆发的时代,沉淀下来去寻找的时候,我发现很忙,我想问您可以给一些建议或是您自己走上文学这条路大致的情况一些心理的一些分享吗?

 

韩少功:好的请坐下。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压力,像我们面对的压力和你们面对的压力可能不大一样。主要是我们那一代主要面临的是穷困的问题,但在你们这一代可能情况会好一些。我们那时候面临很多的资讯的闭塞问题,在你们这一代会很好很多。但是你们面对的很多问题是我们没有的,这需要你们自己去发现、面对、思考、克服它。我相信在你的生活中,你的压力不是很大,因为你现在身处校园之中,可能你还来自一个温暖的家庭,现在进入了一个温馨的校园,所以你现在压力不会太大,豺狼虎豹在哪呢?但是你放心,你这辈子的压力不会少于我的,我们都是平等的。当你在校园里进一步地生活,特别是你走出校园之后,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一种价值判断,不是我们说的“死扛”,我们人经常要做一些变通,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妥协,世界上没有那种完全按照理想生活的人。我女儿经常对我说:“我在单位里做的这个事情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说:“你以为老爸每天做的事情都有意思吗?我这一辈子每天做十件事情,如果有两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已经是享福了,已经是幸运了。”我们经常做一些没有太大意思的事情,但是我说:“老爸有一条原则,我就是不能做坏事,这是我的底线。“但是没办法我有时候要应酬,那些事情其实没多大意思。有些时候我们为了应付单位,谋一点福利,我们要投名状,但是也没太大意思,但是这些东西它是没办法的。如果有特别让我兴奋,让我觉得意义重大的事情,一旦发现,我会紧紧抓住。我会拼尽一切努力创造条件来实现我的目标。所以我们时刻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一辈子要准备80%是灰色的,但是我们要争取这辈子有20%是灿烂发光的,那每个人有20%灿烂发光已经不容易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很好了。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其实并不苛刻,并不像那些教会的教主,要求所有人都当修女、修士,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是没有这样的。我经常和我朋友们说,一天有24小时吧,你拿23小时该干嘛干嘛,拿1小时想想正事好不好?我说你每天24小时能拿出1小时想正事,我说你就已经是个好同志了。事实上我们很多作家、公务员8小时在工作,没时间考虑国家的事情,全都在考虑自己的小九九,实际上那些公务员如果拿出一两个小时来考虑怎样对人民负责,我觉得那就是不错的公务员了。

 

同学:韩老师,您好,刚刚听到您的讲座,您说知识分子是有理论有实践的,强调知行合一,在我看过您的一些作品,了解到您的人生经验之后,我觉得我特别钦佩您的智慧,我现在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在同王瑶的对话中说您不认为您拥有这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别人也认为您的写作是一种功利性的写作,我现在正准备做您的博士论文,我想跟您交流一下您是如何看待您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或者说您这么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包括翻译包括编辑,我认为左右很多方面,您是一个全方面的文人,您怎么去理解这个身份问题和社会现实。

 

韩少功:其实我们社会把“知识分子”这个词用得很烂,用得很脏,所以很多的人自以为是,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金字招牌,甚至还会有逆反心理,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我觉得没有知识的人是不会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我也认为自己读了一点书,我也有一个本科学历。所以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如何定义,是不是一定是高学历就等于知识分子,这恐怕也不完全是。是不是对待知识分子一定要有社会关怀,这也不一定,或者是有些人就直接称其为“专家”,这个也有待商榷,事实上我觉得世界上对于知识分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判定标准。我们把知识分子往高一点说或低一点说都是有可能的,但我特别希望的是能把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传统教育在这一方面先人已经提出了很多忠告,我们很多教育家也提过这种观点“生活就是学问”,比方说“生活就是教育”,这样的观点我都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只是把书本当作知识全部的话,会造成很大的误导。我们的老祖宗庄子,庄子说过这个道理——他曾说过一个寓言,讽刺车轮监说:“你读什么呀,书上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我做这个车轮子,木质粗也。”就是比较粗糙的木头才能被选到车轮里面去,做车轮里面的精妙器件根本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只能用我的手到眼到才能体会出来,这个东西哪怕和徒弟们传授都很难。所以写到书本里面去的都叫“木质粗也”,而“木质精也”它写不到书里面去,所以你们天天读书只能是“木质粗也”,根本领略不了真谛,后来梁惠王听说了这件事,对庄子大加赞赏。所以你看,庄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书本知识上的局限性,他们都有这种深刻体会,我们到今天难道不知道吗?尤其是我们身处这个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从书本到书本到书本到书本的无限循环,这就阻碍了我们前进,甚至我们理工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女儿是学理工科的,她在南京大学读书,由于化学实验设备不太好,所以危险性比较大,那些试管药瓶之类的东西弄不好就会出事故。那些刚好简陋的设备反而使这些学生对原理理解得比较透彻,但她后来到美国做实验,发现美国的学生普遍都是傻瓜式、模块化、自动化进行试验,直接动手就完成了,安全又快捷。但是好多人都不理解这是什么。这虽然是很现代的实验工具的改进,但反而是学生对于原理不甚了解。包括我们现在像老式照相机和傻瓜摄像机来学摄影,老式摄像机很笨重,但是它胜在对原理运用清晰,用它学习摄影会学习的更深一点更透彻一点。但用傻瓜照相机学习摄影,傻子都能照,自动聚焦自动曝光,你能学到什么呢?所以说,真正的专业摄影师不会使用这种全自动的“傻瓜照相机”,它一定要强调用老式摄像机,那样学摄影才能学成。你抱着一个傻瓜照相机甚至是手机自动拍摄自动对焦,你是学不出什么来的。包括理工科里面也有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问题,我们不能总是依赖“傻瓜化”的操作来满足我们实验的要求,降低我们实验的标准。

 

主持人:时间过得非常快,韩老师也十分辛苦,我们互动环节就到此结束。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大家与韩老师互动有的是机会,韩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兼职教授,是我们写作学的导师,所以韩老师会经常回我们文学院的。所以,大家以后会有很多机会同韩老师接触。听了我们今天的讲座,研究韩老师的文学院的学生学子会越来越多,不仅会将其作为硕士论文的写作对象,刚才这位女同学是我们现当代文学的博士,也正准备把韩老师作为写作的对象,所以要多多地向韩老师请教。韩老师今天的讲座也给我们以后大家研究韩老师的作品提供了非常便捷的路径,尽管韩老师已经讲座多次,但今天的讲座让我对韩老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让我觉得韩老师你更加地伟大,我觉得,今天的韩老师与以前的韩老师不一样。

 

今天的韩老师讲了很多我们当代语言文学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对我们很受用的。第一个关键词,我觉得是“学习”,韩老师从我们这里毕业到武大继续学习,也到社会上学习。第二个是“生活”,韩老师的生活阅历是那样的深入与透彻,第三个是“视野”,成为一个作家或是专家,我们确实要有世界视野,但是要有“情怀”,这是我们第四个关键词,要有本土情怀,韩老师说我们要游走列国,但是他文学的根仍然是我们的民族和土地。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韩老师有一种“坚守”,他的坚持,他的那种扬长避短,他对于湖湘文化、中华文化以及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都是令人心生敬畏的。所以我的感觉,这五个关键词可以让我们对韩老师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而且这五个关键词也可以让我们受益很多,就像我们每次在这里讲座我准备的结语一样,我们要聆听大师教诲,人生收益无限。

 

最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韩老师的讲座!谢谢大家!谢谢韩老师!

 

编辑 佘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