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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冰桶

新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与使命

发表人:发表时间:2018-05-27浏览次数:

   

 

   

      主讲人简介: 高建平,1955年生,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国际美学协会会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外文论学会会长,《文学评论》副主编,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著有(《中国艺术中的表现性动作--从书法到绘画》、《画境探幽-中国绘画的精神结构》、《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文化》等论著多部,并翻译杰克·斯佩克特(Jack Specter)的《艺术与精神分析》、 彼得·比格尔(Peter Burger)《先锋派理论》、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杜威《艺术即经验》;主持多种译丛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并在《文学评论》、《哲学研究》、《文艺研究》、《国际美学年刊》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一百多篇。

 

(通讯员 夏钰童 黄悦 文幸 丁烁琳 蔡亚轩)

 

主持人:今天下午我们有幸请到著名的学者高建平老师给我们讲课,高老师是我们中国社科院和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社科院大学特聘教授。更重要的是,高老师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是我们世界美学协会的主席。以前这个职位都是外国特别有名的美学大诗人才能担任的。高老师现在是世界美学协会的主席,因此也必然是中国美学协会的会长,还是我们中外文论协会的会长。我们高老师也是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读的美学博士。我们读研的时候,很多书都是我们高老师翻译的。像杜威著名的美学著作《艺术与经验》,还有很多喜欢文学的同学学习的《先锋派理论》,还有我们要求研究生必读的一本书——门罗.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以及《弗洛伊德美学》也是我们高老师翻译的。他有很多的译著,也有很多的英文文章,所谓著作等身,他就是我们从事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带头人。今天下午高老师给我们讲的是,结合我们当前的形式,谈一下文学理论,它的价值和使命。我们讲课的同学们在听的过程中可以有一些思考,最后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互动的时间。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高建平老师给我们讲课。

 

高建平:谢谢何老师的介绍,何老师介绍以后,好像我就成了一个行政官员,这个会长,那个会长的。我想,我要证明我是一个学者,不仅仅是一个官员,不主要是一个官员,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头衔,就是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学者这两个字要凸显。我非常的高兴,湖南师范大学这次邀请我来,这也是我的一份工作。在座的同学,我们应该有不少的见过面,但也有不少本科生,可能是我们见到的面比较少。一些研究生我可能见得多一些。这个校区我也是经常过来。今天由于有很多本科生,我不知道你们在学校学了什么,或是正在学文学概论的课,或是在学其他较为基础的课,所以我就讲一般性的文学理论的题目,而且这是讲座,不是课。我还想讲面对当下的变化,文学该怎么办?文学理论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们面对着一些什么样的挑战?提供了我们怎么样的一个题目?怎样进入新时代这个题目?十九大以后,提出了这样一个新时代和新思路,这样一个口号,但是我想说一下,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出现了新的挑战,有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新的思考。我想从一个事情来说起。

 

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好几年前。有一次我们在文学所里开一个会,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大概是跟新媒体有关。因为开一个会嘛,一般来说,两三个月前我们就准备安排旅馆,邀请参加的人写论文,做好准备来参加这个会。到了这个会的前一天,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下子宣布完了以后,全国——特别是我们这些文学界,或者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都对这一切变得特别敏感。我们的好些同事给这个电视台,搞过拍摄,做过节目。我也在前线给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英语频道叫对话录过节目。这件事情一下子就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然后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一些文学界的重要学者。这些学者就给一些电台电视台报纸投稿,特别是很多报纸,成了他们的捕捉对象。说莫言得奖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不管是不是做文学的人都写。说完了以后,大家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一些局面:大家都喜气洋洋的,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很不错,以前有一些人得奖,都不完全是中国人,而是中国籍。

 

大家都很高兴,然后就开会,开会开幕时候要讲话,我就想这个场合总要说吧,一想到前一天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天开会,对应的一定要说几句吧。我就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的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中国也是盼了很多年,终于得奖了,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新时期文学进入一段时间发展积淀和形成的成果,一个很重要的体现,重要的指标。”但这些话当然是在开幕式说嘛,我们要抒情一点,什么金秋时节,怎么怎么样,我们在香山饭店,这个地方是最美的建筑。开会是秋天,北京的金秋是最美的季节,在香山这个地方我们又听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中国的作家。就这些话本应该这样说,我就这么说着呗,就是顺口答,很自然地和着场面地说出了很得体的话。然后我说完了,代表就开始发言。有一个代表给大家讲话,开始他讲新媒体,他说莫言获奖只是给中国文学打了一针强心针而已,但他救不了文学的命。我刚说完这个开心的话题就一棒子打来。他又讲了当时当代的文学,他说的这个问题就很发人深省。我们的当代文学的确是个问题。

 

莫言好像是挣了很多钱,有人当时就问莫言得奖一下子一百万美金,相当于七八百万人名币。有记者问:这些钱你想干什么?莫言说,我想在北京买一栋房子。有人回答说:按照北京的房价,你买了,这套房子也够小的。当然,莫言得了奖以后,他可以买大一点的房子。七八百万只是其中一个,这钱是可以生钱的,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你的这个名声,比你得到实际的钱和自己拿到的要多得多。他要花什么钱呢?他的书可以一下子卖好多倍,而且我一转眼在我家附近,在北京西北靠近世纪金源的商场有一个店连莫言的专柜都出来了。莫言的书畅销了,立刻就加印了,然后莫言的女儿,也就管理了这个方面的事情。

 

像刚才何老师说了,我的《艺术和经验》入围的时候,那个书啊就只有百分之六的版税,第二个十年签约合作,也还只有百分之六的版税,而莫言的版税是百分之二十。他的书的销量和我的比,根本不是一回事,能有几个人能读懂美学书?能有几个人愿意把美学的书放在书架上?

 

莫言的书一下子就变成了畅销书,他的书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印刷,做很多次翻译,很多国家也想买下他版权。就那个无尽的版权,蜂拥而来的无数的讨论。而且莫言也在学习英语,因为英语好可以帮助很多合同方面的事物,莫言也不用被别人调侃买的房子比较小。但是确实在今天,绝大部分作家都活得很艰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莫言,可能一百万个人当中才能出现一个莫言,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生活着。有的必须要非常非常幸运,然后论文才能在有名的书刊和大杂志上发表。

 

有一个杂志,我记忆里是贵州的一本杂志,杂志叫《山花》。他总给我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文学性杂志,没有人要他就到处送。那他的钱哪里来呢?只有地方政府给钱扶持这样的文学杂志。也许吧,可能有些文学性杂志也能够自己弄到钱,如由作家协会主持的杂志等。但是更多杂志是在中国政府的补贴下艰难的活着。这种情况下,它们能够活多长时间呢?什么时候这个预算会停了。

 

实际情况下,我们的文学就是这样,很艰难地生存着。我们作家协会,文学组织想办法能写点东西,不断地给他们寄过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花钱补贴的事,但是,什么时候补贴完了什么时候就不补贴了。什么时候就终止补贴了?什么时候没钱了?你就没有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纸质的文学,现在越来越艰难的生活,虽说莫言的书可以卖几百万,但很多很多的小说,我常常碰到的是有这种情况的,难以生存。

 

我有一个老同学,他写了一部小说,说你帮我想想办法能不能出版,然后我就联系了一个出版社,他自己想办法找了补贴,然后资助出版,印个两千本,自己买了五百本,剩下来了一千五百本,在市场上,也有几个人买,然后自己买了五百本是送给朋友,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存在的。所以说现在文学生存在是靠着一笔巨额的资金。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到了湖南,就想到欧阳友权教授,欧阳友权教授,总是跟我讲作家素质。那什么是作家素质?有的作家整天在家打个麻将写个八千字,就是很容易,上午几个小时八千字,倒是每个月十万块钱,甚至更多的钱到手。他们收入很高,生活的很愉快,就是写网上的小说。这是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网上的东西,它在活着,在不断的发展着。我们说网络文学非常的普遍,即将取代纸质的小说。

 

我们的社会确实也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我们有一个单位的同事写过一本书,叫做《隐形手与无弦琴》这本小说,谈了当代文学的变化,这位朋友他就很超前,很多年前写了这本书,“隐形手”,我们都知道指的是市场,市场是一只“隐形的手”。文学,你写的书是要卖的,它会走向电子化,在这个改变着电子和市场全球化的市场,在这个现代的信息时代,新技术的发展,这些年,我们亲眼目睹的这么大的变化。

 

我出的第一本书是千字版,那时候第一本书也不算是我出的,我那时候多数是帮着我们老师做了一本书。那时候就处在这样一个局面,不用签字版了,那是一本关于文学艺术的书,有一个新的变化,但是他们用一个新的技术来排版。他用电脑打胶片,胶片制版这个很麻烦。当时我们老师也是精益求精的人,他拿到胶片以后就改,改了以后我就负责给他校样,就是老师叫两个同学到里面校版,再送到出版社。校样总共四本,校样完一本以后把它从北京送到石家庄。在两个月中,每个星期去一次,我去了就每次挨骂,天天挨骂,然后别人出版社还讽刺说:“你们学问大呀,大就现在改呀。”我们很反对改,因为我们的胶片照片,改了几个之后要完全重来,所以要花了很多钱校版,把它重做,不像现在我们有电脑排版方便,他那个时候是不行的。

 

近些年,我们的电子化和网络种种这些智能,一切都在变化,带来的不是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突然出现了很多很多新的东西,这一切的发生都产生非常非常深刻的变化。我们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而我们所处在时代,我们好像一天天的过去了,我们一天天就这样生活着。如果你读读历史的话,这时候你想,我们在未来怎么看这段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一切变化得实在是太快了。我们的媒体的变化,电子的变化,生活周围的一切,我们都会被新技术改变。这时候文学会是什么情况?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文学又面对着怎样的挑战?我想就是这几年。

 

我们要什么样的文学?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话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或者读过这方面的文章,这些年这个专题编出了很多,“什么关于人民观”,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会上几次讲话,反复的提过这个话题,他是在说些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政治性讲话,有时候有一些背景中他没有谈到,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为什么要说这个?这个话题我想简单的替他说一下,其实我们文学面对着很多问题。如果你们读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读过吗?其实像你们做文学概论的学生,这些基本文献要读的。当然,这非常非常重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一种讲话影响着延安,49年以后在全国,它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中国的文学界,年年在庆祝纪念这个讲话多少多少周年,年年有庆典。甚至,当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海外有一些人说,他说:“莫言怎么配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参加了作家协会的一个讲话,明明是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海外一些人攻击他所说的。现在我们就讲这个话题就讲文学,怎么形成的文学?我们延安当时主要的文学是什么?或者,毛主席讲这时候延安时期的一些文学。毛主席把延安的这些追求,都说的很清楚,说延安的时候出现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我也很强调个体性和个人性,延安只是一种季节性的文学,由于那个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它是一种集体的形式,但更多的是文艺社会人文的,工农兵的等等一些这样的话题。

 

但在我们今天,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讲到的时候,又说革命。我们老师比较了这两个讲话,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想法和习近平在北京的讲话。他说有一些什么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当然是那个时期,在战争时期,毛主席重视的是一种品行,但是习近平的讲话,看政治有提高,毛主席当然也有提高,但是更重视的是品行,而习近平讲的是政治。习近平说的这些话中,说的是精品,但是这句话在毛主席当中是没有说的。习近平讲美学,讲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但是毛主席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学,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大的区别,这区别根本上在于一个时代,抗日战争时期,你要说出精品,你说十年磨一剑,那你说,抗日战争才打了八年,你想磨剑等你磨好了之后再想走,但是很迫切的需要面向工农兵的,哪怕是很粗糙的。但是,它鼓动宣传群众。

 

而现在我们这样讲:文学技术要出精品,就要倡导新时代新经典,这样的精神,有一些很大的区别,有一些文学,包括鲁迅所说的,文学是宣传,宣传是面向大众的。而文学是什么?文学更多的是比较个异化。我想提一个话,叫做“讲给你听”和“讲给你们听”,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那你一定会讲,“讲给你们听”是不一样的,我把这个留下来不说。

 

那么这时候另外一个话题来了,从五四到延安,我们20世纪,有着很多很多的,实在是太多太多的大师出现。这时候,我们就说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叫“亡国”,一个主题叫“启蒙”,中国一直处在一个救亡的焦虑之中,从鸦片战争到后来。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开了。它的战争是在1919年,毛泽东讨论抵制日货,搞几个抵制日货的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早期的活动的一种由头。这个时候,觉得中国要亡国了,这个口号,曾经多少年后,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听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在说。但是80年代初,邓小平说了一句话,说:“虽然改革开放,但是一直有一个叫‘亡国’的焦虑,这个国家处在一个最危险的时刻。”不断的是这种文学鼓动,正是这样一个局面。

 

另外一个主题,当然就是“启蒙”,“启蒙”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国家,会有一些现代的价值观,个体解放啊,人类的一些现代的一些思维的方式要改变。所以说这个两者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压制呢?在20世纪到现在出现了一些相当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学者李泽厚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他写的一个话题。

 

说到这些,我就想说第三个议题,在我们的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我们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在延安的时候要提倡革命观、人民观?因为延安的人民观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的作家的眼中没有革命,没有人民。但是延安的作家,很多人是从上海从大城市出生,从上海去延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完全不一样的天地。作家们写的东西,从上海再到了延安,延安就是一次革命的文化的军队,但是天地不一样。像丁玲这样的人,在上海,她只能写《莎菲女士日记》,到了延安,她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你说这两个小说读一下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

 

人在不同的地方,写的是不同的东西,完全不同的风格。如果说是前者,就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一些情绪的发泄,个人的感触,到延安的时候写的是整个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是社会大的变迁,群众的抗日的情绪,要写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那个时候,的确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种局面造成了我们有一批小说大家。

 

大家是一个民族,同读一批书,这是一个时代的现象。而且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几乎所有的小说我们都读过,各种小说都读过,从1949年到1966年出了一共100多本小说,最著名的当然就是什么《青春之歌》《红日》《红岩》这些小说。这是一个民族大道,同读一本书,这时候我们一般人不能读专业的批评家著作,有可能会读,我说的长篇小说是4000多本,想分享的是印出来出版的纸质媒体的,而问题是我们的网络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是这个4000多本的小说的字数的一百倍。

 

网络小说每天都是上万字。网络小说商家几千万字生产,网络小说生产每天都不断地上涨,也有质感的文学生产。这是造成了什么情况?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分离,造成了不同的阶层的人的分离,造成了这个社会不同的人心目中的文学完全不一样。你说的文学和我说的文学概念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文学也会有不一样;不同代的人有代沟,同时关注的文学、了解的文学是不一样的;不同文化水平、教育水平,不同地域的人文学了解的也不一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大家已经再也不可能同读一本书了,不同的人读的不同的东西,造成了批评家、文学家不愿意跟普通人谈文学。

 

昨天我才在另外一个学校举了一个例子,就说北京大学的陈平原,他也在写文章,并且最怕别人跟他谈文学。他说他屡次坐火车,坐火车的时间长了就会有人攀谈。他是广东人嘛,在北京工作,有的时候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别人就会攀谈说“你是干什么的?”“做文学的。”“哦,做文学的,你是北大的教授。”北大的教授做文学的,人家就立刻来跟你谈我读过哪本书,跟你谈起文学来,谈的还不胜其烦。我没读。人家就说,“你不可能没读过。”

 

待会提问题的时候,请各位同学不要考我,“我读了一本小说,你对这本小说怎么看。”我告诉你我肯定没有读过。陈平原就说,人家来考读这个小说,他说没读过,人家就用很诧异的眼光看着他,你是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你没读过?这本小说好啊,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有意思,你居然没读过,你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吗?然后他就要去证明他陈平原是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这个火车上的过路人去证明是或不是其实也不重要,但是,陈平原说,干脆以后谁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做什么事的?”我就告诉他我是研究天体论的。这下你傻了吧,什么叫天体论,你懂吗?所以说,他这种说法大概是现在的现状。

 

但是文学不能是小圈子的事。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不要向人家宣布,我研究的东西你们都不懂。我应该带有一种很不想跟你们说话,而来找这个借口来把你们堵在外面。这是一种做法。但是我们现在说文学的人民观,就像是这样一个话题。你们来当评委,你们只能是文学研究的人,你关心的是大众的文学的趣味。也许你真的没有办法读完那四千本书,这当中还包括网络文学,这怎么可能读完呢?四千本什么意思呢?四千本每天读十本长篇小说,如果说再加上网络的一百多篇,不要说具体有多少了,你不吃不喝,怎么读你也读不完,一目十行你也读不完。搞文学的不可能把这些作品全部都读完。

 

汉语实际上是世界上使用量最大的国家,也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这种情况,过去都不重要,因为世界上交流都是用英语,你出门跟人家说英语。或者出了国以后,你看到一个长着外国面孔的人,你本能的要跟别人说英文,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国际的语言。但是现在,网络文学向我们真正展示出来了这个语言说的人多、写的人多、读的人多,还真的有一个巨大的力量。也许它对你出国不管用,但是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很巨大的力量。当然这个巨大的体量足够来培养出网络文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还能读一本书吗?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还能通过一些文学作为凝聚社会的力量吗?

 

所以人民观在塑造这样一些意思,而这又意味着一种传统的口号,用这个和其他学科还能对接的口号。因为这个还在对接很多很多的学科的那些口号,来说一些事情,说一些和文学息息相关的事情。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一个传统的内容,不是新的东西,这是什么呢?

 

人民成为文学中的剧中人,也是作品评审。马克思主义是这么说过的,我们不讲贵族,只讲一些贵族的故事。我们要有同样的目的,我们以前读过的一些经典的小说,主人公都是一些贵族。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一场战争没有士兵,全是一些军官,讲的是最高级的军官的一些东西,他们的家庭或者几个家族的故事。人民成为了剧中人,但以前不是,以前基本都是一些贵族的生活和新型资产阶级、精英资产阶级,讲他们怎么剥削,这些土财主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本来被人瞧不起的资本家慢慢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贵族不可避免的衰落下去。他在描绘这些东西,他没有写普通的人、普通人的故事。所以我们号召要有普通的人。

 

首先是剧中人,其次是爱人。人民不是你嘲笑的对象。农民,是一个形容词,过去经常提到农民是什么?农民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一个嘲笑的对象。所以说人民观要满足人民的需要,你写的东西如果只写第一批受过很高教育的人,普通人读不懂你的东西,那你就孤芳自赏了。你孤芳自赏,那么在最后谁是文学、艺术的最终裁判者?这个人民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旋律了,我们都在讲文化主体。我提要的说一下,我不复述,各种文件、讲话里都有,也算是一个可能成为难点的东西。

 

接着我想回到刚刚的话题,我们与网上的世界。互联网当然给我们生活的带来了变化,新时代变化太大。中国的很多变化,比如新四大发明,都与互联网有关系。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变化,我们也有改变。我们掏出了手机,走到哪里不认识路怎么办?怕迷路,没事,我们可以通过导航来找到方向;我们可以走到哪就扫到哪,骑共享单车;我们出门不带钱可以手机支付,这个变化太大了。

 

有一次杭州,杭州来了三个小偷,他们从哪来的呢?东北来的。东北来的这三个小偷,偷了十家店,最后被抓住了。他们什么钱都没偷到,却被抓住了。他们就很纳闷,你们这个店里总该有点流水吧。所谓流水就是你找钱然后收钱的现金,然而没有。人家店里是什么呢?都是网上支付。小偷被罚了好多的钱,穷的没办法,凑了点钱,买了个火车票回去,以为杭州这个地方没有钱。人家这个地方挺有钱的,但是却一分都没偷着,还被关起来了。这是一个故事,也许是真实的也许是假的,但是我们现在是真的在变化,我们到了一个变化很快的时代。

 

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它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取消纸币的国家。这很厉害了,但是现在很多变化都很大,比方说我们周围的一些变化,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多的改变,那么,这一切对我们的文学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吗?不要嘴硬,不可避免的会有影响。

 

你想过去,文学是什么时候与媒体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开始的文学是可传的,它的手写、手抄,它能抄多少啊?后来我们有人用印刷术,我们改变了很多文字抄写方式。文学史家述说,在欧洲,当印刷术出现史诗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因为长篇小说取代了史诗,哪要你口传,说什么都完全可以通过印刷来实现。印刷术改变了欧洲的传播方式。而中国主要还是雕版印刷,这活字印刷起的不怎么好听,那么雕版还是很艰难的,一个版的木头来雕刻,产生一页纸的书。而且那个时候,识字率又不高,大多数人不识字,到了后来,公民的普及教育也不是很大。

 

印刷术的推动,最后在欧洲这种情况要么就更大。过去它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抄,那个修道院里的修士们,有很多成为思想家、哲学家,像什么托马斯·阿奎纳这些人,但是我们说这是极少的情况,是凤毛麟角的。大部分人干什么事呢?在弄羊皮和制作羊皮纸。

 

我曾经跑到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正好是跟一个朋友去的,那个朋友认识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正在整理书,给我们看到了那个做成羊皮纸的过程。当然现在是极其珍贵的。一页羊皮纸都订起了一本书。这是把那书全部弄开来,一页一页编好号,把它套在一个袋子里,用恒温室把羊皮纸保存起来。当时那些修士们,制作羊皮纸,把羊皮做成可以写字的东西,然后做成特别的墨水,那个了不起啊,墨水多少年了,字迹也极其清晰,它不是用现在的化学工艺做的,完全是天然的材料、矿石。你要写上去,然后就抄书,一书抄出来,书价极其昂贵。

 

后来就有了古登堡的印刷术了,我夏天曾经去了斯特拉斯堡,那其实是一个意外。我从巴黎坐火车去卡塞尔,去看一个当代艺术文献展,看完以后从卡塞尔坐火车回来,定的火车比较早大概是上午10点的火车,下午两点到了斯特拉斯堡,到巴黎也就五点,我当时住在巴黎,就想晚点回去。我两点钟就下了火车。在斯特拉斯堡走了一圈。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城市,当年朱光潜先生在这里学习过。因为这是一个介于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给了法国,我们的《最后一课》讲的就是那里的故事。完了以后他们说这个地方有一个雕像,这个雕像是谁呢,就是古登堡的雕像。

 

古登堡的雕像很有意思,一个巨大的雕像,上面古登堡拿了一本书,书上写着几个拉丁文字母,这几个拉丁文字母是什么意思呢?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就有了光”,这几个词的意思就是“就有了光”。他为什么巨大的雕像就打这几个字母呢?什么含义?

 

首先,古登堡是最早开始活字印刷《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中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原话是这样说的,于是光就把白天和黑夜区分开了。注意这句话,我再说一遍,“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于是光就把白天和黑夜区分开了,这句话被很多的美学家们说如果要举例什么是崇高,这就是一句最崇高的话,多么了不起的一句话,改变了一些社会。但是它这里是这个意思,暗指《圣经》,暗指这么一个意思。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古登堡带来的东西带来了光,带来的什么呢,带来的印刷术在改变一切,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它的影响极其深远,印刷术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教育,人们随着教育的普及就开始有知识,我们就有书读了,这样你就有书了。西塞罗说过“屋子里面没有书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但是没有灵魂,古代的民众家里面都没书,普遍的没书。

 

现在开始有书读了,我们开始了一些东西,比方说教会开始了巨大的变革,我们知道新教和天主教的区分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分裂,而欧洲后有的宗教战争,针对什么东西呢?新教认为真正的教义应该在《圣经》中,不在教士的口中。不是在教士的口中,而在《圣经》中,一般的人没有《圣经》,所以新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印刷《圣经》,把它翻译成更多不同的民族语言,让普通人能读《圣经》,别听那些教士们胡扯,他们说的东西都是假的,他们骗你们的,他们在卖书受骗,他们纯粹捞你们的钱,捞你们好不容易挣来的血汗,这些全部被他们骗走了,借着上帝的名义来骗你们的钱,多么的亵渎。你们读《圣经》,所有的道理都在这个书中,这一切都是印刷术带来的,所以现在的宗教战争是天主教被迫改变很多宣教的小册子,这是欧洲大的变化。

 

印刷术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变化,这一切就是媒介的变化。文学也是如此,我们捧一本小说,俄国贵族捧着本小说在家里读,贵族小姐们天天看着小说读,在家里读的又哭又笑,这一切哪来,她们哪来的书?过去只有贵族,贵族最早的时候也是土财主,后来才变成了高雅的知识分子,懂多种语言。优雅的贵族的这一切和印刷术在历史上有着这样密切的关系,我说那么远,涉及一个什么话题?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媒介的变化有着充分的敏感,它会改变我们现在很多种情况。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媒介变化之中,这些变化不可阻挡,会改变一切。比如说我们做古典文学的,我们都在使用的网络,使用的电子版本的书,使用的检索系统,我们会失去很多东西。我记得有次我听我同学汪飞同学说余石老先生非常有学问,他的一本书在中国出版,中国的一个出版社的小编辑就把他这些引文拷了一份,抄了一张表给余先生:您书里面有多少引用的错误,我抄了一张表给您,您看一下,请您指正。大学问家啊,这个余石大为惊讶,这个里面的功夫深啊。

 

其实是什么?就是年轻的小编辑借用了网络,借用了现在的搜索系统。我也干过这种事,我干的什么事咧?有一个著名的书法家送了我一幅字,这个是谁的字呢,他不知道,他自己弄的,就一首古诗。他自己写完了,送给我,我挂在家里面,我说给他顺两句吧,是谁的诗呢?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打几个词进去,一搜就知道了,是欧阳修的某一首不是很著名的诗。他还写错了两个字,他记错了。

 

所以一切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改变这一切。那么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话题,那位学者打了一个赌,说莫言只是一个历史文学达人,可他这强心针救不了文学的命。他就想说这样一个话题,说未来的文学是网络文学的世界。我们欧阳友权老师也说过这样一个话题,说一部文学史要写进网络文学这一章。然后有一次,正好我在主持,他在讲话,我调侃他说:“欧阳老师啊,假如写进了这一章,你对网络文学的抬举呢还是贬低?”我想说这样一个话题,是抬举还是贬低?假如说,这个女作家的创作水平不高,不吸引人,这时候我们要在文学史中单独写女作家这一章,因此才能让她进来。这是对女作家的一种照顾,这种照顾也是给予她的一种贬低——你们这些女作家都写的不好。于是我们要专门列一章让你们写进来,其实刚刚就是出现的一种问题。

 

你的文章受到照顾就是这样,就像高考的时候少数民族加分,为什么少数民族要加分呢?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为体现党的民族政策而加分。但是这种加分是因为少数民族普遍受教育比较低,所以要让他们低点分也能上大学。这种做法实际上本身蕴育着某种特别的潜台词,不是说歧视少数民族。如果说少数民族的母语并不是汉语的话,这是可以理解和照顾的。

 

我有个同学,他的儿子是羌族的高考可以加多少分。我们同学会一起忍不住的哈哈大笑,“你什么时候是羌族的?你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上学,一样的汉族吗?”如果你要到湘西去,他们有很独特的民族语言。从这一角度讲,我觉得加分是对的,因为这样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就像是外语一样的。你应该考虑了,放心的加。也许这种做法是对的。我这讲的就扯远了。

 

你说这样一个话题,网络文学要不要专门写一章,那网络文学写一章就有问题。网络文学是什么?是另外一种文学吗?现在真的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它非常走市场,靠点击率存活,网络文学就是这样做的。要是前几章不能吸引你的读者你就失败了,因为你没点击率,你根本就写不下去。因为网络向下的一个原因,完全是靠读者的点击来经营的,需要不断的点击。当然这涉及到很多东西。比如读者的趣味,情节足够吸引读者,跟读者的一个互动关系,这带来了很多东西。

 

过去我们所有的阅读习惯的改变,有些东西我们过去觉得可以读很多遍的作品,它其实是可以反复欣赏的。而现在却是“哗哗”的写,“哗哗”的结束。像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的这个形象,她的出场就给了十遍,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第一次出场的角色——玛丝洛娃,他给了二十遍,怎么样让你第一眼就记住,怎么样描写的形象些。他很多的长篇都很细致的进行描写,反复的写很多遍。而现在,这也消失了那也消失了,我们现在的网络文学,就变成了一种一次性消费,这种东西将来会是什么样,它会留下哪些东西,它会留下哪些不变的东西?如果说文学最后终将上网,但是上网的文学是不是变成今天的网络文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我们总是从重复到提高到精品,我们在谈一部分东西,好的东西是成为这种意识品种的代表,而不是说我有普及的、平均数的东西。所以说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理论的问题,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网络文学出现以后,网上出现的文学,以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媒体的变化会给网络带来什么?注意我说的一句话,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说了一句话:“长期执政要过互联网这一关。”听清楚这句话,听清楚这句话有多狠,有多厉害?“长期执政要过互联网这一关”,也就是说不过这关,过不去怎么样,这句话好像无足轻重,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一句话,非常沉重的一句话。互联网带来的东西太多了,我曾经说过这个情况,媒体会带来很多挑战。

 

我刚才说了天主教的世界就是没过印刷术这一关,印刷术出现以后,人人都有《圣经》的时候,新教兴起了。新教兴起以后,天主教面对了一场几十年的战争,最后保住了半壁江山。整个德国,北欧全部被人侵掉,天主教只有南欧的一些地方。南欧的法国加尔文教、路德教一些新教出现了。瑞士就在加尔文教的统治下。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他讲的很有趣,他说晚清的政权就是没有过报刊杂志这一关。晚清怎么灭亡的,说什么贪污腐败,不识字的老太太都知道的大事,这些都是一方面。但是有很多东西是被媒体塑造的,从而有很大的问题出现了。有个现象——人们可以开始读报纸了,过去没有;人们可以有杂志了,过去没有。这是晚清所出现的一个现象,市民们都开始读很多报纸。清朝政府也开始注意查封,但是它不敢得罪外国人,那些洋人出很多的报纸,比如顺天时报,透露出很多消息。后来又有了新的电报,那时候电报一通,一个消息就传遍全国。动不动就出现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慢慢的就把很多事情说出来了。

 

你说:“我要立宪”,报纸说你是假立宪,你说:“我要做真的。”你说你要8年计划,报纸就告诉你8年太晚了,要3年。3年也不行就1年。反正很多东西就形成了舆论。这种舆论非常强,过去是没有电线的,没有报纸的。后来造成的武昌几个人的兵变,一点小的兵变,一下就影响全国,它不是一下子把清王朝推翻的,武昌起义就是一部下层士兵闹,闹完了以后派袁世凯的军队打过去,这样全国舆论、人心不一样了,各省就开始闹独立了。人心是不同的。所以说媒体很重要,它影响政治,影响社会,影响文化,也影响文学。文学要有一种媒体的敏感。

 

还有一种东西就是市场,我刚刚说“隐形手”和“无弦琴”,“无弦琴”如果是说网络的话,那么市场就是“隐形手”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一种无所不在的对市场的控制和抗拒。搞文学,搞艺术的人在意铜臭气。我画一幅画写一个字很清高,文学好清高,但是清高就能怎么样呢?你要生活,你要活着。于是就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那么怎样利用市场,市场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要当市场的奴隶”。不当市场的奴隶当市场的什么?市场是什么?比方说作家是一种力量,市场是一种力量,打来打去我没有打败你,我输了就是奴隶,我赢了就是胜利者,其实这种比喻是错的,它不能比,它不能这么比。

 

市场古代就有,而且中国比较早的市场化就有,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我是扬州人。有人说像扬州八怪郑板桥这样的文人画的画家都有一些很清高。但郑板桥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曾经他也贴过个条子在家里的门上说:请大家来找我,大字十六两,小字则八钱。大家来求我的字最好送钱,不要给我送什么礼品。这礼品也没什么用,因为我正好要挣钱。就贴了一个这样的条子在门口,然后这样就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觉得你这个画家怎么能这么轻佻。

 

因为我是扬州人,所以我就顺便想取笑扬州这个地方。其实郑板桥不是扬州人,金农,罗聘这么一批扬州八怪的画家也不是扬州人。八大山人中的石涛也不是,八大山人都去过扬州,但其实他们都不是扬州人。为什么他们要去扬州呢?扬州在清中叶以后变成了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很繁华。有些人研究中国的文学地域很有趣,这其实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很多城市在不同的时代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的。在清朝中叶以后,扬州成为了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在艺术方面成为了南方的中心,于是就有了扬州八怪。这个故事和另一个故事正好相映衬,是同一个时代的。

 

有一个小说叫《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写的差不多也是18世纪中叶的故事,和郑板桥是同一时代的。但我们知道《儒林外史》是小说,它写的不是真正的人物,它写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它中间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我们知道扬州繁华主要是因为一条运河——京杭大运河。大运河主要以漕运和盐业为主。在扬州有很多盐商,当时盐业专营,在苏北就有很多的盐田。盐是专营的,就像现在的烟和酒一样。现在盐这种东西太不值钱了,到处是盐。但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在当时盐很值钱。盐专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很多赋税,于是因为这个原因,扬州有些很有钱的盐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扬州很多的经济命脉都在被盐商控制。

 

这里面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扬州有一个地方叫做南河下,在扬州旧城的东南角。现在也有一些老房子在那儿,过去曾是比较繁华的地方。有一天在南河下的一个茶楼里,有两个人在聊天。其中有一个姓辛的书法家就开始讲了一个事情,说:“这帮盐呆子,”呆子就是傻子的意思,“”这群盐呆子煞是可恶,前几天有这么一件事”。他说:“有一个盐呆子找我写字,然后他就派他的管家来我这儿取他的字。写好了,叫管家来取。来取的时候我就和他说。大爷我的字是在京城里有定品的,大字十两。”比郑板桥的还贵些,郑板桥写的是六两。大字十两,小字一两。“你让我写了二十二个大字,二十二个小字。你拿二十两银子来是拿不走的。”管家一言不发把钱给拿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过了一会儿走人了。管家嘛,管家毕竟是雇佣的,走人了。之后来了一个人力车,这个人拿了二百二十两银子。挺重的,往那柜上一放,桌上一放。“先生,钱你点点,你数数。”他数了一下,还不错。就把字给他了。这个盐商就当着他的面把纸撕得粉碎,也相当于“屌丝有钱”。他也很愤怒,把二百二十两银子往街上“哗啦”一撒。你们读《儒林外史》小说,这是书上的一个故事。他“哗啦”一撒,一撒一个街上的人一哄而上抢光了。这个故事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画家们,艺术家们也是要钱的。但是,你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字撕了,这钱他要它扔掉。这必须扔,这要不扔,他没法混了,他从此没法混了。不过二百二十两银子,扔掉就扔掉了,他可以挣。他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这实际上说明了有这么一个博弈关系,但是对于市场来说,不存在他打赢了市场,还是被市场打败了。当你作为一支足球队的时候,你的对手是谁?是足球场吗,足球场怎么能够成为你对手。因为主场客场,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足球场都不是你的对手,是另外一支队伍。

 

艺术家的对手是什么?是另外一些优秀的艺术家,他字写得比你好。而不是说你要跟市场斗,斗的不是市场,斗的是另外一些艺术家,市场只是场所。我们要走向市场,要利用市场,不是让市场奴隶,是这样一个意思。有时对艺术的社会教育,一份理想和各种社会机制都伴有联系,这些我只提要性的说一下。

 

下面想再说一个话题,就是所谓中国精神。我应该讲得快点,讲得太慢了。中国精神的问题,实际上当今的中国文学,总是面临了一个问题——古今和中西。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古和今。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对于西方人来说,它可能有个问题——古今之争。在西方古代,它一直都有一个古今思想。

 

中国有被输入的现代化的过程,有西方的思想冲击,反应过程的时候。我们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纠结在一起。如果你穿件衣服,穿得典雅古典,说“这个人衣服穿的很洋气。”洋气是一个什么词,这是大家经常用的。“洋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回过来想,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词,但是很好玩,这是一种。现代变化过程中,在古今中西的纠结中,我们价值观在改变。国外的东西像一点,也不见得是真的。我们一直处于这样一个话题,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和西方的。我们曾经把一个话题绝对化,说古代等于中国,今天就等于西方,于是西方就被抛弃了。

 

我前年有一次去日本,结识了一个著名美学家叫做佐佐木健一。我说给我介绍介绍。他说你要看什么。我说我不建议西方的,也不建议看中国的,我看点典型的日本的东西,既然到了日本,就看一下。他给我来了一个绝情绝义的话,说:“日本的古代就是中国的,日本的现代就全是西方的,没什么可看的。”当然,这是一个较为绝对的话,也是一个带着调侃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这么一个因素,我们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焦虑之中。我们在想这么一个话题,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话题,——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如何可能的话题。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存在的不存在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

 

比方说我做美学的,我曾经历过这么一件事,这非常促使我后来下决心做一件事。经历一件什么事呢?我认识一个很著名的波兰学者,给我发来一个目录,说请你帮我看看。他给我的所谓的《中国美学资料选》就是从孔夫子到晚清。我给他回了个信,我说:“你资料本身有个错,二十世纪的中国呢,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存在吗?”后来他没回我的信。后来书出来了他也没回我。有一次我听说书出来了,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目录。我的意见没被采纳,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不了解,他也没办法。他不了解怎么办,他又不懂中文,靠着英文把这个从英文译成波兰文而已。

 

当时整个二十世纪有多少伟大的事情发生,中国的美学创造了多少伟大的东西。他们没有说再看。可笑的是,中国学者也受这个影响,西方人没有承认二十世纪的中国。他们自己也把自我给改化了,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的理论创造、理论创新不存在。外国人不承认,这是它们不存在的一个最大的理由,说:“人家外国人不承认。”人家外国人认为你们二十世纪的这些人谁了不起啊?你算朱光潜,朱光潜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算李泽厚,李泽厚了不起啊?马上就唠叨你,不承认,要外国人承认,他马上就给你来给你打比方。

 

我就不举了,很多例子。实际上是价值观的问题,实际上在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存在。有很多东西,你不承认我们见识够,我们见识小。见识研究到最后那一层了。我们应该要有这么一股劲,所以我们今天做学问的,应该要有这么一股劲。

 

我们今天也要考虑过去的传统,但是不适合按照过去的来做布置,对传统有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有一个今天怎么看的问题。我们应该回归到我们的一些经典,这些经典可以成为我们进行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的一些资源。但是不要回去。“还是过去的好,还是中国的过去一直多么美丽,多么理想化。”我说:“古代中国你见过吗?”没见过。没见过,你想你觉得好。其实是你的这样一种状态。人肯定很容易把自己过去的东西理想化了,有很多东西回到那儿去,其实并不是如此。我就快点讲了,时间没有把握好,讲讲这个话题。

 

讲批评,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中,也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有人说中国没有一个好的批评,没有很客观的批评。批评很重要,文学评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一个引导。一年四千多部长篇小说,大量的网络小说,你怎么办?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怎么办,我就产生了一种对文学的恐惧感。“我反正读国文,我干嘛有文学,文学是什么?”“离开了文学,我也能活,文学不适合我,对于我一个很遥远的东西。”“我可以教你们用一本书,我也可以活,而且发现活得很好。”

 

我们在过没有文学没有艺术的生活,其实需要有一种东西,一种中介,需要有人把它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看,需要有人对于一些现有的文学创作进行一些反馈。说好了,说不好,是好的,是不好的,让作家知道,你写得不怎么样,还会很光明。那么读者知道,现在有一些什么好的作品值得你看,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独立的文学批评如何可能。因为它不是你想象的一种设计,现实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它被很多的利益所驱动着。被很多要求,外在的要求驱动,造成我们文学批评的很多问题。我简单把它概括为三种批评,都有很多的局限性,我们说说问题。

 

第一种批评叫做推荐性批评。这种推荐性批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把几个批评界的大腕找来,然后让他们做一个评价:“这是我看到的好书。”“这是我看到的一本非常优秀的书。”“这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的一本书。”我不知道这是我年初看的还是年尾看的,反正就是这么一句话,一种空话。但是需要有这样的东西。出版社跟批评家构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把他们请来也不容易。大腕肯定是要有出场费的。你不是著名批评家,他说你好你就好了,说不好你就不好了。太厉害了,他们太厉害了,于是,出版社给他们很好的款待。于是就造成了一种推荐性的状况,出版社希望他们做点事,于是他们就帮着做了一件事,帮着推荐一些书,这是一种推荐性批评。当然这种批评也会延伸出一些问题。

 

还有一点,这不过是小忙而已。他要帮你往外推荐,或者说这就是一种人情。在一个场合下,这个人情的场,把你请来以后,你不会说一些不适时宜的话。如果真的涉及,可以顺水推舟把这些人说的这些话去推广,这很有用。于是他们在看着做这样的事。

 

我们的批评家们不停的开这种作品的研讨会,所谓研讨会其实上就是新书推荐会。新书推荐会以后,出版社就利用他的名声推广,某某人说这个书怎么样,某某人又说这个书怎么样。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这个局面在精神上对领导来说,是一件很明显的一件事。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好坏,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他们都确实也许已经看过,也许也有一些了解。他们毕竟要推出一些东西,也许还是有点意义,他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原则,他们也是有一点原则的,也许吧,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扶持性批评。我也参加过这种会,有一次中国作家协会开一个会,我就在那次会上。我去那儿开了一个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由铁凝铁主席主持。我们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她把云南的少数民族的女作家请来。因为这些人写的东西还很稚嫩。“练笔,请你们给指点指点。”她是这么说的。于是你指点的话就给推广了。

 

这种做法,我当然是赞扬她们的。作家协会嘛,作家的事情要扶植,扶植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女作家,扶植一些年轻的作家尽快成长。请一些重要的批评家们给她提一些意见,这是需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协会要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只是批评中的一种,你不应该成为一种主流的批评,它毕竟只是一种扶持性的工作。

 

还有第三种批评,我称它是叫做媒体的批评。媒体喜欢干一件事,媒体喜欢让你们在这儿吵架,媒体喜欢酷评。把这话说的强大,说的凶狠,甚至说骂人的话。然后让你们吵起来。当你今天走在街上看到有群人围在那里吵,破口大骂,骂的很厉害,知道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于是它成为了一件轰动的事件。所以说制造事件,酷评让你们吵架。

 

当年《新青年》多么了不起,推动了整个五四运动。但是在当年是没有多少人认可的。那么多人,他们很饥饿。很饥饿的一个方法当然是找鲁迅他们,帮他们写篇小说。让他们多卖几本。还有一种方法,特别是写一些像《阿Q正传》这样的东西。千万别让阿Q死了,慢慢的一章章的写着,让大家等着这个供给。最终鲁迅实在不想写了,趁着孙伏园到外地的时候,把阿Q给枪毙了。这一枪毙就没办法了。但是他们还做什么事呢,让钱玄同和刘半农互相化名在他们杂志吵。所以说,办个杂志有人吵架是一个媒体通常的作风。当有人吵架的时候,杂志就多卖,多卖几本到最后就多数钱。这是一种做法。这是一种媒体的作风,提倡酷批,话说的偏激。没事,你骂过来我骂过去互相都很偏激。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独立的学术性批评如何可能有一个如实的、公允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批评?这其实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还是倡导一种学术性的,学院性的批评。

 

这几年办的杂志在中国文学批评上确实有这样一个追求。批评和理论的结合,批评是理论指导下的批评,理论是结合着批评的理论。我想批评还是倡导这个东西。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说到了这样一段话,按历史的、人民的、意识的标准去批评。这是一个科学的充分的,阐释空间的东西,这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东西。

 

最后我想讲。 第一,不要做伪理论,做文学的现代的。我为什么说这句话,现在真的有人说:“你的没用。”这是规避的,逃避的。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很多老师也这么说,说理论没什么用。他是一种理论的过时论,一种谣言。他说外国没有文学理论,于是我们就没有。外国怎么没有文学理论,大家说怎么没有了?他在混淆概念。外国的文学系没有教研史设置,我们有教研史设置。外国本来就没有教研史设置,就是一个系,没有教研史,当然没有教文学理论的教研史。于是没有文学理论教研史,就说外国没有文学理论,这差得多远。于是中国就没有了文学,其实我们还是要有理论的,这个理论是今天作为我们的文学史的理论,需要有这样一个理论的研究。我们要发展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学理论,新的时代有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要由我们对这些问题做我们的理论的回答,好,就讲到这,谢谢。

 

主持人:好。高老师是从杏花春雨的江南的那样一个地方出来的。好像江南的杏花春雨特别多,所以江南的好多老师讲话都是很典雅的,典型的谈话风,我特别喜欢。我觉得高老师和好多江南的老师都有这样一个特质,很典雅。同时呢,我们高老师又是生活在北京,所以他的理论事业很大,很大气。所以他能够当世界美学学会的主席。这是对我们中国力量的肯定,也是对高老师学术成就的一个肯定。

 

下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因为时间也比较晚了,我们提两三个问题,两三位同学来,看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和高老师交流一下,有想提问的同学,就举一下手,马晋同学。

 

马晋: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讲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不平衡性,也就是像咱们说的曲高和寡。但是潜意识里我们是认为它是曲高的,但是现在就出现了一些现象。就像您之前提到的,一方面网络作品特别高产的一个现象,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搞一些作家收入的排行榜,或者是读者阅读的热榜,热销榜这些东西。我们的批评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是否有必要或者说怎么去做,做一些什么事情把这些曲高的作品继续推到读者的前沿呢?

 

高老师:好,谢谢。其实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你们注意一个,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常常不会给那些畅销书的作者。比如日本的村上春树,渡边淳一这些人永远不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常常会给一些我们本来销售量也不是很大,但是在文学上手法具有独特创新的这样一些作家。其实他们在做一件事,他不是根据你的销售排行榜来定它,他要按照他们的一个标准,他们关于艺术的一些观念选择一些作品来,让它形成一个对全世界的影响。其实,它本身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

 

当然诺贝尔这个人本来的遗嘱上就是说,必须具有理想倾向的一些作品。他的最初的想法是,给一些钱给一些作家,让他不要写那些赚钱的,通俗的小说,让他能够有钱,能够生活安定,能够精心做他的创造,写出真正的艺术的文学的杰作。当然,后来这种变化了,因为这形成了一个全世界的影响。最早就是奖了一笔钱,要做这个奖,本来就是一个国家里面的。后来渐渐的形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诺贝尔的现象。但这个初衷也没变,他是想用这种方法来影响文学的发展。所以他的钱不给那些死人,当然不给死人,已经死了没什么用。他更倾向于给到一些年富力强,能够创造出精品的这些人。

 

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早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促进一种不是大众的、专家的想法介入。通过评价通过宣传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段来改变它。其实这种东西,是对于文学,对于艺术永远是需要的,它不能随着市场的取舍,随波逐流,要用种种的办法。通过我们宣传,通过评论家。有一些人在那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批评的行为,评奖的行为,还有其他的一些所能采用的一些手段来推动他。

 

当然,有些东西不好也没有违反法律。我就是畅销嘛。我也有底线。什么凶残的,色情的,有线就不做了。除这个以外,它销量很多,那就随它去吧。这是市场在取舍,市场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们要有这么一个美学的标准,学术的标准,或者是不要轻易有学术的特色,让这个审美的这些标准,另外一些力量介入影响它。所以说艺术的发展,永远是这样一种情况,一种复杂的现象,所以作品与证明它是不苟于一体的东西。要不断有一些人来讨论,来影响它的发展。

 

现在的网络文学就缺少这些东西,根本就没这些东西。它就是让你消费了。纸质的文学有一个限制体系,其实你这个说的就是说了我刚才没说完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将来的网络,文学的发展,它必须把这一套全部加入进去。它会影响,它会要有另外一种命令影响这种文学的发展,而不是这样单靠点击率,单靠打赏来解决生存。好吧,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同学: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您之前提到的,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除了一些作家,一些搞文学的,其他人不愿意跟大众谈论文学的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文学在很多方面看来,我们真正的文学艺术跟普通大众感觉他们的距离是比较远的。那么您觉得这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呢,还是大众的问题?

 

高建平:谢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可以说都有问题,也可以说我们需要充实我们的文学。金庸走先锋艺术。他就是为了小众的东西,于是有了它的存在。但我们更呼唤大众的东西。大众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要把问题从创作者、生产者角度来想。不要动不动就指责大众。大众是“你怎么指责我,我不理你。”它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只能做你的,你写一些人家不懂的东西,你总是做一些孤芳自赏的东西人家不理你。你不理我我就不理你。你说你离开我能活,我离开你也能活。实际上文学离开了人民大众它不能活。但是,它总是有一种看不起大众的做法。所以这种方式要调整。调整创作的方式啦,文学的风格方面啦,就是这样。

 

有些东西不是很难看吗?很难看的东西我干嘛要看。我好不容易有个休息天,我可以找个好看的东西看嘛。这种东西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顺应这种发展,为人民服务。确切的一个意思,要写一些关于人民大众的生活,关心他们。你写一些很遥远,跟他们没关系的东西。你可以写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从中找到自己,他们就喜欢看。

 

所以说,这是我们文学所忽略的,在这样一个方向上。

   

 

同学:老师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文学史上有挺多这样的例子。他们是一种由流行文学转换到经典文学这样的例子。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网络小说没有办法转变为文学历史所认可的经典小说。您认为它主要是缺乏什么重要因素呢?

 

高建平:好,谢谢。我也有几个副问题。第一,网络小说也不是这么经典。第二,所谓的经典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是慢慢的、历史化的。所以刚才说到的文学经典化,这是一种活动,号召学生学文学的学生。一般群众读女性文学,因为它是经典。这是一种文学行为,就是这样对比。实际上我们把过去的东西怎么变成经典,在很多文学中哪篇更重要,它是被选择。

 

文学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如果说古代的时候,李白啊杜甫、孟浩然啊这些人是大师,非常了不起。但是这些人都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他们的地位也不高,但后来地位变高。像苏轼和杜甫,后来慢慢的变高,进入文学史。这是更民间的东西,不是属于冷言的东西就是经典。民间的东西也是被选成经典的。实际上经典化成为经典是一种文学行为。

 

但我想说另外一种东西就是,如果那些文学能够成为经典的话,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你现在看人家的小说,好多好多小说都看完了,哪些会成为经典,哪些会被人遗忘呢?你会发现你是很茫然的。

 

你现在看到过去的文学史家们说的经典,我们的“鲁郭毛巴老曹”是我们的文学史家们定下的。当然这是一个革命的叙事,鲁迅也是一个革命的叙事,现在文艺座谈会的版本都是没有的,原来的版本还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军队的司令姓朱,叫朱德,另外一支军队的司令姓鲁,叫鲁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史应该是“鲁郭茅”。夏志清说现在有两个小说家,一个叫钱钟书,一个叫张爱玲。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钱钟书当了一个,现在还是有争议的。你能把张爱玲一样当作鲁迅,超过鲁迅,这可能吗?于是,袁良骏老师在我手上发了一篇文章,在我们《中国文学批评》批评夏志清,“张爱玲能够比鲁迅更了不起?这是反共意识。”袁良骏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都没格子纸,手写了一篇稿纸寄给我。我说找个打印社把它打印出来,打出来送到他家,给完后发表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完后没多久,钱就去世了,成了绝笔。这个时候我们说“真应该把手稿留着。”但是文学史就是这样,不因人而写出来,当代也是这样。

 

如果说十年前让你选中国最好的作家,选一个,选五个你选谁?不同的人选的不一样。我上次听到刘心武说选高行健,王蒙算一个。但是好像没有人说莫言必须算。今天的文学作家你敢把莫言落掉吗?你敢吗?这是由于你的经验吗?不是,是因为莫言太重要。

 

文学史的经典实际上也是一个趋势。它不是没有目的的。它有时候是想要强调一些东西。当代有些作者说评茅盾文学奖,评哪些?在评的时候要有一种导向性,不是谁都能评得上。比如说评《白鹿原》,有人说《白鹿原》有些描写不好,然后我们谈论说,可以评但要修改。后来人就笑我们把矛盾文学奖评给了还没有出现的版本。我们提出来,他来修改,给他评奖。但所有这些背后就是一个导向性。

 

我们通过评奖,通过种种宣传,通过文学评论,使文学变得很重要。把它经典化,号召所有的文学向它看齐,使它成为很多文学的一个范本。通过种种手段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实际上,用我总结的一句话,经典是经典化的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编辑 夏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