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中国人生来就带着泥土气息。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第一章就开宗明义:“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自古与土地牵绊尤深,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赖以土地生存,又从土地上生发出自己民族的文化。若要描摹中国社会这棵参天大树的样貌,就必须从它深埋于泥土中的盘虬的根系出发。费孝通先生深入中国基层社会,从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模型,架构出社会学领域中乡土中国的骨架。
《乡土中国》一书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那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激烈涤荡中,旧的乡土社会正在缓慢解体,而新的社会因子正在萌生。于这般大变局中,许多人开始思考探索中国社会的变迁之路,费孝通先生则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费孝通先生“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深入乡路坎坷的中国乡村进行实地考察,以富有假设与探索精神的笔触刻画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乡土中国》以共十四章的篇幅讲析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差序格局、两性关系、礼治秩序、血缘与地缘等,其中核心的两篇我认为是《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
《差序格局》篇对中西的社会架构进行了比较分析。文章中提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西方的社会则是“团体格局”,“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两个比喻形象地描绘出了中西社会骨架的径庭。前文已提到中国的社会是熟人社会,由血缘组成家族,由家族形成乡村。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就像波纹的中心,每一段私人关系都是由己推向外的,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使社会格局赋上了“差”的特性。而儒家考究人伦,重在分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为古代社会所信奉的纲纪,由此形成了乡土社会中的“序”。差序的格局酿造了国民性中的“私”,造就了两性关系的鸿沟,也使得血缘凌驾于地缘之上,并成为礼治秩序萌发的土壤。
《礼治秩序》篇探讨了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作者提出,相别于人治和法治,中国社会应是“礼治”的社会。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礼”并不是指“文明”或“慈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正是传统。在乡土社会,土地是安身立命的地方,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感于斯。在这种很少发生变动的生存环境里,先辈有效的生活规范代代如是地流传下来,成为不变的“传统”。于是,经验成为传统,传统融入文化,文化产生“礼治”。因在差序格局的背景中,人们一生来就在传统伦常的框架里,礼就好比框架里可行的道路,在社会教化和生存需要下,人将自觉走上这条道路,成为一个“社会化”的人。这种“服礼”的行为完全是自觉的、合式的,不像道德和法律那样具有社会的惩戒机制。人们在对传承传统的社会的教化中形成对礼的敬畏之感,由心向外地主动服膺,最后达到“礼治”的效果。由此,乡土社会通过社会教化,构建起礼治秩序,解决了天高皇帝远的中央与地方的失调性,得以维稳千年。礼治秩序构成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骨架,直到如今,礼治秩序对中国人道德品性的影响仍未完全褪色。
近现代乡土社会的解构带来传统理念的崩塌,但砖石倒塌殆尽时,我们发现,乡土社会的骨架——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依然尚存,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模式。旧式的社会在缓慢解构,对于解构后的重建,对于骨架的重新绘构,未来中国乡村该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融合延续,我们仍处在不断的探索与寻求中。在搭建新的大厦时,我们仍需再次审视乡土社会的脉络,从中寻找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筋脉。所以,社会发展需要社会学。社会是一本厚重的书,社会学是翻阅这本书的工具。保持探究的目光,运用熟练的知识工具,迈出求是的脚步,我们标示社会的章节,探寻社会的脉络,希以指示社会的发展。
刘慈欣曾说:“给岁月以文明,而非给文明以岁月。”五千年历史,我们写下的是带有浓烈乡土性的文明。我们立足于土地,反哺于土地,土地的烙印深刻地留在了我们身上。读《乡土中国》,一章一节地随着作者的视角绘构中国社会的骨架,得以见乡土中国的全貌。创造文明,传承文明,延续文明,首先要从了解文明开始。故阅读,故考察,故不可不知社会学,故绘构中国社会的骨架。
一审 隋佳
二审 汪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