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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

湖南省器官捐献:七年探索路

发表人:发表时间:2017-11-21浏览次数:

缅怀墙

湖南省OPO服务区划分

登记器官捐献需要的全部信息

器官协调员的工作指南

医院各处的器官捐献宣传栏

红网对器官捐献的相关报道

(通讯员 冯洁 徐莉 郑玉馨 鲍志愿)站在湖南省湘雅二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会议室里,眼前是一面写有将近三百个名字的缅怀墙。“这还不是全部的捐献者,如果都要写上的话,应该要三面这么大的墙。”协调员郭勇说。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对这些工作在一线的协调员们,墙上“向逝者大爱之举致敬”这九个字显出了它的真实分量。

除了这面缅怀墙,早在2014年3月27日,长沙市红十字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广场就已建成。每年的清明节前夕,都会在这里举办器官遗体捐献者的缅怀活动。然而,在记者发布的“我国器官捐献公众认知情况问卷调查”中,300余人次中,有7.24%的人从没了解过器官捐献,有45.07%的人不了解器官捐献志愿者必须要在逝世后才能实现捐献愿望。这些参与者,83.56%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探索之路:起步晚,障碍多

2010年6月中国开启器官捐献试点。经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湘雅三医院副院长叶启发与省红会领导的争取,湖南成为第十一个进入试点的省市之一。在国家指导下,湖南出台《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器官捐献从国家层面开展,湖南省卫生部和湖南省红十字会、医院三方共同协作、监管。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人体器官捐献系统,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

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自1984年始就作为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然而,死囚犯在被囚禁的环境下很难保证选择自愿捐献器官,与人权主义相悖。此外,死囚器官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高等问题也随之存在。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

自此,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的器官来源。捐献器官是医院的刚性需求,有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历经七年发展,器官捐献近几年才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可是器官缺口依旧巨大。据《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调查参与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但其中56%的人不愿意登记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儿登记或手续太过繁琐”,最初,红十字会负责相关登记手续,但光是一个表就有整整三页。太过繁琐的程序让许多人都望而却步。

2016年底,拥有庞大网络用户的支付宝开通“器官捐赠”志愿登记,用户只需十秒就能完成志愿登记。完成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的步骤极为简单,并且可以随时改变意愿、撤销登记。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居住地”、“捐献意愿”与联系方式等六项信息,即可获得具有效力的电子登记卡。相反的是,登记内容简单,最后也很难实现器官捐赠。假设已登记的志愿者真的遇上意外,除非他在生前主动向医生提及,否则“谁也不知道你要捐献,识别不了你的身份”。此类登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公众对于器官捐献的关注与接受度。截至2017年11月5日,全国共有338678名公民登记器官捐献,比例不足千分之零点三。

湖南省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罗旭斌这样形容:“器官捐献在我国还是刚起步,普通民众对于器官捐献,面临这么多年来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的影响,首先是反对,通过我们这几年工作之后,就是不排斥,然后再接受,最后再自由地参与,它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是红十字会与医院的相关人员都显得很有耐心。真正达成器官捐献,需要所有直系亲属签字同意。亲属年龄层次不同,观念各一。在巨大的悲痛面前,潜在器官捐献者的直系亲属都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任何一个干扰或者反对的声音,都可以让他犹豫不决。将器官捐献与器官贩卖混为一谈的说法,也给器官捐献者的家属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在郭勇分享的一个案例中,捐献者家属起初已经同意签订协议,却受到“搞封建迷信的风水大师”表叔的影响,在最后签字时突然反悔。

民众对器官捐献的不了解,也是障碍。“我就是不知道嘛,我接受的了啊,只是那时候没人和我说呀!”郭勇模仿家属的口吻说到。在湘雅二医院的重症病房、电梯旁、门诊旁,都可以发现器官捐献的宣传牌,牌上还介绍了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组织结构简图等相关信息。“我们现在最大的宣传就是潜意识宣传。就是假如不行了,你还可以选择器官捐献。”罗旭斌这样介绍,“一旦接受这个心理暗示以后,你再去谈,他肯定更容易接受。”这种心理暗示不光是宣传的暗示,一线医生的暗示,也包括这几年的媒体宣传。捐献受时间限制,一旦出现意外,捐献者的器官保存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一旦器官衰竭就无法使用。这时候心理暗示所影响的家属接受度影响极大。

在问卷调查最后一题“您对器官捐献发展还有什么疑问或建议”中,有一位十九岁的湖南女大学生写到这样四个字——道阻且长。

规范操作:在阳光下透明运转

2013年8月1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规定了捐献器官分配的原则,要求捐献器官必须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系统严格遵循器官分配政策,以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确定了器官去向的公平准则。

此外,卫生部对器官移植实施准入制。湖南省有资格做器官移植的医院只有九家,包括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以及益阳市中心医院等地级医院。湖南省地图被划分为九个色块,代表OPO(器官获取组织)服务区的划分,由这九家医院分管不同区域。湘雅二医院服务的区域比例最大,涵盖长沙市、怀化市、邵阳市、湘潭市。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湖南省现有的协调员不到一百人,所有成员的信息都可以在中国红十字会网站上进行核实。湘雅二医院服务的四个分区主要由七名协调员负责。

“早期没开通高铁的时候,我们经常从长沙开车到怀化,一开就是四五个小时,熬夜一熬就是到天亮。”尹涛是负责怀化地区的协调员,在长沙与怀化之间奔波是他生活的常态。工作地点与工作时间的不稳定,同事们时常调侃:“他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还没找到女朋友”。

协调员的工作内容十分琐碎。他们需要时刻关注区域内“车祸”、“脑出血”等意外事件的发生,及时介入协调。在没有突发事件时,则需要长期走访各个医院的重症病房,与医务人员进行宣传与沟通协作。协调员与医院医生配合,同时负责对其服务范围内的潜在捐献人进行相关医学评估,与捐献人或其近亲属签订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等人体器官捐献合法性文件。

协调员很忌讳“劝捐”这两个字。罗旭斌也强调,没有劝捐者,只有协调员。捐献器官不存在补偿的说法,但政府会对其进行人道救助与医药补助。成功捐献的案例中,许多家庭都涉及到申请困难救助的问题,对于已签订捐献协议书的捐赠者,考虑到捐献者的家庭情况,会根据湖南省的人道救助系列政策,对确实贫困的家庭实施补助。然而,“劝”带有较强的情感倾向,而条例中明确规定“协调员不可以用利益去诱惑、蛊惑他人捐献器官”。

器官捐献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脑、心死亡,活体是无法进行捐献的。器官捐献最后必须要有家属的同意才行,而本人最后也无法决定能否进行器官捐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协调员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潜在捐献者家属打交道。“劝也没用啊,我们也不敢劝啊。”郭勇表示,“你要是上去劝他,你劝的越厉害,他越觉得你有功利。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劝我,是不是你每做成一个有奖励,是不是你一个器官里面能得多少钱?”

捐献之外:太多的故事在背后

自2010年湖南省红十字会和湖南省卫生厅共同决定在全省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试点以来,我省器官捐献移植总数已位列全国第三。其中,交通事故人体器官捐献居全国首位。湖南省红十字会副会长王广宇对外公布,截止2016年12月底,我省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1006例,共捐出大器官2519个,占全国人体器官捐献比重超过10%,使2092名重病患者重获新生。

数字背后,是生与死的传递。作为器官协调员,郭勇感慨实在见过太多的故事,“哭,每次家属哭诉的时候我们就上去抱着。”在工作的时候,捐献者家属的情绪都处于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他们听过最多的就是回忆。“小时候怎么怎么样啊,以前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中午还在家里吃了饭,有说有笑,跟朋友喝了酒,突然就脑出血。可能送到医院十分钟就脑死亡了。有的就什么都没有交代的,一下子就没了。很后悔的也有,家里接受不了。”

对于许多捐献者家属来说,捐献是另一种方式的生命的延续。“他还活着”四个字是支撑下去的信念。在看过了无数的生离死别后,器官协调员尹涛说道:“要珍惜生命啊,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惊喜和意外哪个先来。”

对于所有的器官捐献者,在遗体的恢复与后事的处理之后,协调员会和省红会一起回访捐献者家属,帮助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郭勇说:“我们的工作不能只是冷冰冰的程序。”实际上,器官协调员在工作过程中都会尽量给予家属最大的人文关怀。

殡仪馆的师傅总记得郭勇,时常给他打电话,聊聊最近的事。其他时候,调到最响的手机铃声响的没有征兆,也不分时间。“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年,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感谢你们来采访我们啊。”郭主任玩笑似的说。

对于等待器官的患者们而言,这些历经传递的器官是生的希望。坚持对生命的尊重,不浪费器官,挽救另一个生命。罗旭斌看来,“这也是器官捐献最大的目的了。”

器官捐献作为一个老概念,出现在人们的新视野里。七年以来,它在多方的努力下朝着有序化不断发展。但最合适的发展道路在何处仍不得而知,器官捐献仍在探索路上。